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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一点理想做新闻

赵丽 传媒评论 2019-0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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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 丽

法制日报社视点新闻部记者,从业十年,成为西南政法大学那年唯一从事法制类纸媒的毕业生。2017年采访撰写调查报道50余篇,其中8篇被部级部门以及北京市市长等批示。获首都女记者好新闻三等奖。



同一个单位同一个部门,22岁到32岁的年华,或许可能会被现在的00后嘲笑甚至鄙视。


只有经历过,才知道说一句“是的,我还在”,需要怎样的勇气,也是何等的幸运。或许,下个十年,我们这些在传统媒体中沉浮的调查记者都有信心说一声:你好,我还在。




被同行采访的调查者


刚开始做新闻,学法律出身的我犹如梦游,逻辑混乱的稿子入不了编辑的眼。后经视点新闻部上上下下集体点拨,突然开窍,而后几年竟然开始在报社绩效排名中进入前几名。


入道了,视点主任也就是声名在外的崔立伟主任终于开始和我谈理想了:“在这个部门里的人,大多都带着一些理想。”


我当时沉默,但心里想的是:终于等到了这句话。


这种理想,放在我自己定义里,就是在为报纸提供好内容的前提下,尽可能地推动公共利益。


故事也从这里开始。


6年前,因为持续报道幼儿园老师虐童事件,受到一家地方电视台一档访谈栏目邀请。而在录制过程中,因为涉事女教师被网络人肉搜索的问题,我被当场“炒掉”了,理由是我抨击人肉搜索之人,同情教师。


然而,客观辩证地看待问题,不正是学法之人的“骨气”吗?那位当时已经挺有名气的男主持人扔下一句话,如果你是个母亲,也许不会这样。


两年后的记者节那天,我的女儿出生了。身为人母两年,我感到当年的我可能的确有失偏颇。而我的报道也开始收到了这样的评价:“有了温度”。


随着孩子的成长,孩子的健康成为了我最为关心的议题。此前多年的采访经历让我有机会了解中国食品安全现状。在众多妈妈群里,食品推荐甚至代购几乎成为永恒的话题。


以一个家庭的视角去反映社会性的大问题,一直是我的初衷,但实现起来不易。


“做就做全面,做深度”。带着崔老师的要求,我开始背着孩子上阵,超市里有了一个小小记者,妈妈的录音笔在她怀里;各个妈妈群里又多了一个活跃的发言者;农贸市场的小摊小贩,也认识了一个时常带娃娃来只聊不买的“新手妈妈”。小区里,我家孩子成为了大家最熟知的小朋友,因为她的妈妈总是拉起人就开始聊。


一个星期的时间,《一位母亲的“食品安全焦虑症”》见报,当天转载超出300家,引发诸多评论以及微博话题讨论。而此后,相关话题的报道也成为了我的领域,食品安全的相关专家甚至成为了我的朋友,而他们也说最讨厌回答我的问题,因为过分专业,他们不能再应付或是信手拈来。


对于法制日报,对于视点而言,这样的民生话题也正是“热点、重大、专业、深度”八个字的全部涵义所在。


就在当年年末的时候,我再次火了一把,这次的话题是“彩礼”。2016年的11月,11部门联合下发文件明确提出倡导婚事简办,反对大操大办和借婚姻索取财物。这个选题,当时崔老师的意见还是那句话,“做就做全,给你一个版都行”。


带着自己给自己“挖坑”的心,我开始找人聊彩礼。长达十天,微信微博甚至是知乎我都用上了,见面聊、电话聊、邮件沟通,还用上了FaceTime,受访人43名。7000字的稿件将彩礼双方的种种一一道来,大概做到了全面的要求。


也正是因为这篇稿子,在2016年的最后一天,央视焦点访谈、网易新闻还有某地方广播电台纷纷来电,要“聊聊”。


而后的时间,我开始频繁接受同行的采访,身份是调查记者,谈论的内容则是对于这些民生调查的思考与建议。




深做精还是当个“万金油”


在我看来,做记者很大的一个困难,就是应付常有的焦虑:没新闻的时候求猛料,有了新闻又求比别人做得快、做得好。尤其对我这种急性子来说,这种焦虑更是致命。


“以发起新战役防止变痒”——或许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万金油”和做深做精是可以共存,甚至和平共处的。


幸运的是,我遇到了一个好领导——视点新闻部时任主任崔立伟。他告诉我,视点的报道范畴活色生香,沉下来大有可为。他还说,不要有踩线的顾虑,对新闻要有“玩”的心态,从题材到写法要敢创新。在这种鼓励中,近几年来,我每年的发稿量都有150余篇。


渐渐地,我开始把研究网络舆情作为自己“专”的方向。此时,我的身份也成了统筹,从找选题、挖掘角度、与编辑沟通深化,我都揽在身上。对于网络热点的全流程跟进,也更为彻底。


这几年,媒体越来越倾向于受过某种专业训练及有专业背景的记者从事特稿编辑。我无意模糊专业性的重要,只想说,这一切正像普利策奖所昭示的一样,“它终究是要根据作品在采访中付出努力的大小来取舍的”。


比起社会新闻,具有法治角度的“万金油”面临的更大难题是专业性。为搞清楚一个新领域的背景和关键,不惜在各种数据库中找遍所有相关论文,才弄明白什么是重要的资料、什么是无关紧要的材料。因为我知道,读者并不关心是谁在写作,更关心的是写什么


2016年前,我开始接触并报道一群曾经或正在遭受校园欺凌的人,彼时这个群体急需得到社会的关注、政府的重视。


在所有联系的受欺凌者中,孟洋给我印象最深。原因则是下面的这个细节:“我以为我永远走不出那样的屈辱和阴霾。”说起“走出来”的方式,孟洋突然开怀大笑起来,“因为我‘打回去’了啊。”


在最初联系时,她表示只接受微信采访,我很想面对面。反复交涉,承诺保密姓名、地点等一切隐私信息。但这个彼时本科在读的女孩却三番五次改变想法,同意——不同意——同意——不同意……来来回回,直到我采访的前一天。


我很难理解这种复杂的情绪:她时而激动,时而欣喜,时而愤怒……直到晚上给我发来了五六段当时被凌辱后被拍下的视频,并附上一句:这就是一个17岁女孩的花样年华,你能想象吗?!


我懵了:在长达数分钟的视频中,在微信文字中原本被孟洋形容为“简单地扇耳光”,实际上这样的耳光一扇就是几十个,直至脸肿、嘴角流血。围殴并没有就此结束。接下来是被校外人员堵在胡同尽头,被要求跪在地上磕头,腹部还会被对方轮番猛踹。


可能是我某句话触动了她,又或者她还是期待报道能帮助自己真正走出梦魇,她忽然约我见面跟我说了很多。


落笔时,我犹豫了,最终也没有在稿件里写出孟洋遭受的最严重、最具故事性、也最有代表性的那次凌辱后的情况以及是如何报复的。但报道发表后,她悄悄给我发来了一条信息,希望我给她寄一份报纸。


拿到报纸后,她告诉我,她最喜欢文章中的这段话——“不是所有受欺凌的孩子最终都能幸运地成长。


因为自己的经历,我格外留意处境不利的女孩,陪着心疼流泪之余,我发现这一块似乎仍然是不少学校和家庭关注的空白,极少数的老师和父母即便注意到了女孩的困扰,要么不知所措,要么不以为然。


得不到强有力的社会支持和保护,一些女孩要么被迫用自己的方式还击,要么一蹶不振就此沉沦,着实令人遗憾”。


(“治校园暴力 我们还要做什么”相关版面截图)


报业陷入危机早已不是什么新闻,机器人新闻也开始一刻不休地生产。但总有一些新闻故事,你需要跑到大街小巷、亲身走到采访者的面前。


在反复拒绝后,孟洋忽然发来一条信息,这时你会知道,信任终究是需要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来连接的。而新闻也因为有了人性的参与才有意义



在“客观且清醒”中不要忽视那些提醒你的声音


记者靠一篇报道成名的年代,早已一去不返了。不过,好的报道依然稀缺,甚至在渠道日趋多元的情况下更为稀缺。好的报道需要一定的专业技术、一定的运气,再加上一点点理想。


传统媒体影响力下降俨然是事实,不管我们每个身在其中的人愿不愿意承认。我们写报道,喜欢在大时代背景下找小人物的时代印记。在这个传媒巨变期,我们作为从业者,不意间成了新闻事件的主角。


不可避免,十年以及下个十年,对这种选择的坚守会让很多人困惑——你是脑子笨,看不到传媒行业下滑的趋势,还是没出路,只能坚持老本行?用一位已离职前同事的话说,偶尔有种感觉,那就是不转型都不好意思了。不过,一般我不想解释太多,因为对于新闻,我还有很多事想做。


对于新闻从业者来说,有没有办法更快地捕捉以及领跑热点,乃至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主动出击制造热点。另一方面,基于这种思考的新闻生产,我相信是很个性化的,无法被机器以及新媒体所取代。至于报道载体,报纸没了,一定还有别的。


例如作为最早解开网络主播红利以及背后操作模式的报道,看起来这个报道火的原因是记者很专业、受访人很到位,但我以为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报道向公众揭示了一个真相,即我们一般认为网络主播很可能是过眼云烟的浮夸,可事实上,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简单。


这对传统观念是一种冲击,而冲击才能引发深入思考,构成相关话题连绵不绝的延展度。


不过在这种冲击的同时,也一直记得一位资深的财经记者老师说过,要“知道十分写三分,得饶人处且饶人”。他的调查报道曾让多家违法的上市公司被查办,但随之而来的公司停产、职工失业并不是他所愿看到的。


也有一位同行好友表示,报道只是信息的一部分,记者无从判断什么才是“最后一根稻草”,所以并不需要对报道后果负责。


对这个问题,索罗斯曾在他的反身理论中进行过抽象描述——反身理论认为,人类观念对现实的投射往往存在常态化错误,而错误的观念又会从根本上影响甚至改变现实本身,这个假说吸引了我的注意。


没错,面对现实,新闻人时常爱抱怨的一句话是“你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但有时,更可怕的在于,“你以为自己是清醒且客观的,并且忽视那些提示你的声音”


像打一场战斗一样去对待一个新闻事件,正是这几年里我和视点的老师、同事们所拥有的状态。有激情有冷静,有探讨有争论,在这种状态之下,我在职业新闻人的道路上迈出了新的步伐。


至于下个十年我会怎样,我想了很久,给了自己这样一个答案——因为我很早就意识到了自己毫无创造的天分,所以对这个地球我也只想了解,顺便记录,只是行过,不必完成。


我很喜欢一直当一个兴致勃勃的观察者,一个可以时不时和人交手的谈话对象,以及,永远以打量橱窗新货般的心情看世界。



 原创 | 法制日报社视点新闻部记者 赵丽

来源 | 传媒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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