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架构改革

助力金融绿色宇宙建设

在我看来，围绕国际金融架构进行过的最有影响力的讨论，来自于大约五年前在G20全球金融治理名人小组中Jean-Claude Trichet和其他专家撰写的小组报告。

报告提出的大量改革建议如今已经付诸实施，但如今再看，其中考虑的变量与如今所需已大不相同，因为全球格局与多国情况都发生了极大变化。

第一，新的地缘政治挑战。在东布罗夫斯基斯先生谈到了俄乌冲突后，大家围绕“现行的国际金融架构在当前阶段是否仍然适用”这个话题进行了激烈讨论。如今二十国集团与八国集团均比以往更加两极分化，从近年来成员国领导人达成一致的宣言中可以读出，各国通过这些平台组织进行合作的效率正在逐年变低。

第二，疫情导致国家之间产生隔阂。新冠疫情是一场全球性危机，但许多国家却各自为战，通过锁闭经济和寻找封闭式的本土解决方案进行应对，这不应成为各国应对全球危机的方式。此外，在本次疫情期间，国际卫生组织未能在协调全球努力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可能因为这是我们第一次共同面对全球性疫情和病毒危机。

第三，金融危机。相比于疫情危机，我们显然在应对金融危机方面更有经验，因为它们已经发生多次。但我们之前建立的行之有效的国际金融架构，在解决各种新的事件时也开始变得捉襟见肘。

例如，我们正面临一场生活成本危机，全球通货膨胀率接近两位数，许多专家认为通胀率已经失控，这对地球上最贫困人口的食物保障和基本生活费用造成了巨大负面影响。我也同意“各国央行应对通胀问题起步较晚，但决心很大，需要做更多的工作去解决危机”这一观点。需要再次强调的是，我们的危机还没有结束。

第四，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利率正常化进程的后期情况，部分金融机构表现出了一些显示金融脆弱性的新现象。无论是美国的中型银行，还是德意志银行在瑞士的本土竞争对手瑞士信贷银行，利率正常化对一些金融机构产生了强烈的、有指向性的影响，监管机构正在从中吸取教训。

总之，我们正处在一个瞬息万变的世界。世界面临着新的地缘政治风险、大流行病危机、气候危机的后续影响、生活成本危机以及金融稳定问题等种种困难。我们迫切需要对国际金融架构进行审查和改革，使其更加适用于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

我们现在面临两个特殊问题。

第一，之前应对危机的干预措施的支出已经使公共财政压力水平达到极限，政府债务和财政赤字率正处于历史新高，单靠政府举债增加财政支出的模式不具有可持续性。

与此同时，出现了新的货币发行形式，私人资本在规模和形式上也有所增加。部分在过去只有政府投入资金的领域，出现了私募股权和资本市场的参与。这些新的参与主体形式使银行业的作用和普及程度有所下降，我们需要推进新形式合作的步伐。

接下来的讨论重点会放在尝试探寻现行国际金融架构和所需的新型国际金融架构之间的差距，并致力于分享一些关于如何补足差距的想法。

谈到新的国际金融架构，现有的大部分提议都是专注于对现有国际金融架构进行改革，而不是组建新的组织，比如巴巴多斯总理米娅·莫特利（Mia Mottley）的提议——《布里奇顿议程》。

这种基于现行架构进行改革的做法是务实且正确的，因为一个组织从组建到发展、成熟需要太长时间。因此，我们需要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多边开发银行和区域性开发银行等核心机构在应对和管理危机方面的授权和支持。

第二，这些组织现有的资金支持不足以支撑它们更大程度地参与应对和管理全球性危机。在没有更多资金支持的情况下让这些组织负责更多的任务，只会使它们在应对属于其核心职责的金融危机或其他危机时显得力不从心。

因此，新的任务必须伴随着新的资金支持，但我们缺乏对新任务给予新资金的承诺。这会是一笔庞大的资金需求，相对于这些机构目前专注的事情所需的资金而言，新任务所需的资金规模是惊人的。

当涉及到金融危机管理、减少贫困以及其核心职权范围的工作时，它们将会根据不同的工作类型进行分工。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要侧重于金融专业知识，世界银行将侧重于咨询和基层业务，并在许多国家开展实地工作。

在今年六月召开的巴黎新全球融资契约峰会上，大家围绕发达国家可以做什么、发展中国家需要什么，以及双方合作如何高效推进展开了讨论。众多倡议存在一个共同点，就是都试图通过在其他领域重新分配资金来解决某些领域的资金不足。除了讨论发达国家资金能否进入发展中国家，我们更应该关注、讨论资金的类型以及资金转移的形式。

《布里奇顿议程》提到了一系列融资主体组合和所谓的创新工具的使用，究其根本，这些工具依旧是补贴利率或补贴优惠条件的债务，依旧是贷款，并且在很多情况下都是无条件的，没有惩罚利率。这些资金来自没有过多细节描述的金融机构的创新融资。

在我看来，大家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税收、碳定价、碳交易牌照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中能够起到的作用。也有人讨论过碳边境调节机制，但当每次触及这个问题时，很多国家之间的讨论就会立即停止，因为它们认为这在国际金融中是行不通的。至于发达国家的公司在发展中国家进行的无偿转让或直接投资，则讨论得更少。

我们应该尽快打破这种局面，这些我们最不想讨论的事情恰恰是我们要首先进行讨论、解决的，因为一旦“全球南方”能够为它们需要采取的全球气候行动获得信任和认可，那么它们就会一直受到认可。但实际上，它们既没有得到信任，也没有获得资金支持，所以发展中国家需要去采取一些行动来获得想通过气候投资获益的发达国家的信任和资金支持。

国际金融体系应对气候变化，包含四个行动要点：第一，扩大清洁能源供应；第二，淘汰现有的燃煤发电厂，这一点对中国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第三，对全球变暖问题采取行动；第四，各国应采纳治理全球变暖的行动。

对于前两项行动，国家可以通过政策支持，同私人部门合力解决。在这两项行动上，拥有资金和技术的发达国家要能够将产品出口到全球经济中，以改善气候，这一点也是中美之间气候问题相关交流沟通的关键。如果这些新技术不能出口到全球，我很难想象发达国家如何在改善气候的技术方面更进一步。

需要注意，发达国家不应该因为远离燃煤发电厂而错过发展中国家的能源转型，因为气候问题大约80%都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其中又数东南亚地区的气候问题最为严重，发达国家应该在那里采取更多的行动。要促进全球经济与东南亚国家的合作，特别是与中国的合作。

第三和第四个行动在此前都只是纸上谈兵。所有国家都有自己的气候计划。虽然这些计划都是在《巴黎协定》框架内制定的，但仍需要定期检查，并在下届气候峰会召开时完成当前阶段的承诺，这点非常重要。

当前阶段，我们做过的承诺很多，但兑现不足。因此，需要采取更多的行动来兑现承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合作的重点应该是保护亚马逊森林这片地球之肺，因为这片森林为地球提供了大概20%的氧气。这项行动需要得到全球所有国家的资助，特别是发达国家，它们有资金和能力这样做。拯救亚马逊的行动不仅会使巴西受益，也有利于全球经济，造福于地球。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社会需要投入更多的资金支持该行动。

实现环境目标，我们的任务极为艰巨。从投资总量上来看，我们需要投入大约120万亿美元，这相当于在未来30年每年都将全球GDP的4%投入到环境目标的实现行动中，这笔巨额投资的规模和过去150年来建立的全球资本市场的规模相当，用30年去建立起一个与之前用150年建立的全球资本市场相同的市场规模，任重而道远。

我们要做的不仅是在金融领域建立一个绿色角落，而是实现整个金融领域的绿色化。这需要审视所有的市场运行和监管规则，无论是一级市场还是二级市场，无论是数据披露过程还是披露标准，所有这些都需要在金融绿色化的影响下得到发展，投资者也需要接受这一点。

在整段旅程中，我们才刚刚起步，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但时间已经所剩不多。大家需要齐心协力，也请中国加入这项行动，共同完成这项工作。

视觉：李盼 东子

监制：李俊虎 潘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