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来几次“指鼠为鸭”，怕是要陷入“塔西佗陷阱”了……
现在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那是老鼠头还是鸭脖，而在于“辟谣”的方法大错特错：太过于简单粗暴、太过于敷衍了事了，证据没有，短短一条生命，简直就是把群众当傻子似的——我说了是鸭脖，你就得信。这样的辟谣只会起到反作用。
当然，我也不太喜欢越来越多网友喜欢“隔着屏幕断案”的风气，信息差不在一个等级上，一个个都当自己是大聪明。但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件事情网友质疑的有道理，考虑到有些朋友可能会对老鼠头图片有些不能接受，我这就只用文字描述了，反正图片视频全网都在疯传：
第一，鸭脖为何呈现出一个如此反常的、不规则的粗细分布，确实更像老鼠头而不是脖子；
第二，为何有类似毛发的组织，这在鸭脖中从未见过；
第三，为何有疑似老鼠的胡须。
当然，天下之大无奇不有，考虑到视频角度、后期调色等问题，也未必不会出现“鸭脖子像老鼠头”的问题。网友“隔着屏幕断案”肯定是不靠谱的，这时候就要看公权机关如何给出一个有说服力的答案了。
关键是这个答案没有说服力啊，短短的一个声明，告诉大家是鸭脖，当事学生也承认是鸭脖，这就完啦？这也得看怎么说——如果以“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标准要求公权机关的工作人员，他们确实也就做到这份上了；但如果以互联网时代先进的社会治理者来要求，这还远远不够。
说到底，我也不配去“隔着屏幕断案”，但是配“断案”的那群人，至少要尊重一下我们网友的智商么，把我们当成一个会思考的“人”来看待嘛。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就把鉴定方式，更清晰的图片和视频，专家评审过程，全都发出来。这样不但平息了舆论，还对本单位、本城市是一个非常有益的公关事件，何乐而不为呢？
谣言最大的敌人是什么？是真相。所以辟谣最锋利的武器就是真相。疫情爆发之初我就抱怨过，人心真是好蛊惑，随便微信转发的聊天记录、截图就有人信，各种阴谋论都看吐了。虽然说“造谣张张嘴，辟谣跑断腿”，但是该跑的腿还是要跑的。
其实我一直对于各种官微和政务号的部分辟谣方式持保留态度，就比如把那张造谣的截图拿出来，盖一个红印章打上“谣言”两个字，就告诉大家——好了这是谣言，你们都知道了吧？不管大多数人是否满意，反正我心里是嘀咕的，这能证明什么呢，至少得把反驳的证据拿出来吧，不能说你盖一个红章说它谣言就是辟谣了。
疫情期间我就吐槽过这个问题：我理解现在的工作难度，真是谣言满天飞辟谣工作量太大了；但是这样的一个“辟谣”方式副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因为你没有公示出真相，不是用铁一般的证据去反驳，而只是用一种通知的态度定性某条信息为谣言。
这时候用来给辟谣做背书的就不是真相这一最有力的武器了，而用是你作为官微、政务号、公权机关的公信力做背书——就等于告诉大家“你信不信我？你信我这就是假的”。这确实很有效率，大多数人也更愿意相信官方的消息；但是这种效率不是没有代价的，一旦翻车将对公信力造成不可逆转的损伤。
2003年非典疫情结束后，《人民日报》就专版刊登了长文，总结了抗击非典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并对日后疫情防治提出了六个方面的建议，其中第一点是“重视公共教育和信息沟通”。文章特别强调，民众的恐慌程度是与政府的信息透明度成反比的——
在抗击非典的过程中，前期民间谣言满天飞，全国人心惶惶，境外势力兴风作浪；等到4月20日中央开始每天颁布非典公告等一系列信息披露措施后，民众的恐慌情绪才渐渐稳定，最终变成了众志成城战胜疾病的斗志。
这个可以说得很到位了，在重大疫情期间，漫天谣言无法避免，这是人的本性所致；社会中的谣言就像人体中的病菌一样，重要的是我们如何抵抗它。而政府的公信力毫无疑问就是最强的“抵抗力”。
《人民日报》这篇社论用的词很讲究，用的是“沟通”二字，而不是“通知”。是要用事实和道理说服你相信什么，而不是用立场命令你应该相信什么，这是“辟谣”应有的态度。
辟谣的同时不公布证据，就相当于在透支政府的公信力。就好比下棋的“兑子”，你不用这个去兑，就得用别的去兑，长时间用自己的公信力去“兑”，兑着兑着就没有了，以后的工作怎么开展？所以宁可跑断腿，去找出真相，而不是急着盖一个红戳告诉大家“你们看好了啊这可是谣言”。
我之前有一个比喻，要把群众看做十几岁的青少年：活泼好动、积极热血、有一定辨识能力但也经常上头。对于绝大多数这样的群众来说，要半哄半讲道理，态度摆明了，群众也不是不讲道理，对于群众你拉一把永远比推过去更重要。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成都49中那次事件。学生坠亡第二天舆论开始发酵，短短半天时间先后有十一条热搜上榜——肯定还有我数漏的，其中“成都坠亡学生家属不认同教育局通报”“成都学生坠亡事件有哪些疑点”这两条热搜先后登上了热一热二，也可想而知其评论下群情激奋的各种言论。
这是对我最大的感触是：舆论太快了，快到我们基层政府的反应远远跟不上了。当缺乏有效率、全方位的信息披露之时，网友的情绪只能跟着感性走，那么我们感性目所能及的就是这件事从头到尾一串串的疑点；这也为各种谣言与阴谋论增加了土壤，各种有的没有消息、各种一天两天的小号在真相缺席的真空下获得巨大的生存空间。
这件事情我是坚决不相信任何一点阴谋论的。我个人对此的判断是这样的：校方愚蠢，遮遮掩掩；然后当地基层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跟着校方一起行动迟缓，这才引发了群众广泛质疑与猜测。
至于当地警方，很可能是因为善心泛滥被林同学的妈妈给坑了。本来出于照顾家属的考虑，没有公布案情的细节，也获得了家属的认同。结果没想到他妈妈把微博给托管了，继续在社交媒体上造势不接受处理结果，直接就让警方语焉不详的公报成为了靶子，舆论进一步失控。
学校的一系列操作都可以看做是危机公关的负面教科书。换位思考一下，自己的儿子不明不白的坠楼了，学校几个小时后才通知，还不让看监控，最后丢给家长四个字“无可奉告”……你是家长你能怎么想？所以家长最初的反应也可以理解。
但是，让人更加遗憾的是，成都市成华区联合调查组发布的公告，非但没有平息喧嚣尘上的谣言与阴谋论，反而给舆论又加了一把火：因为这篇报告通篇语焉不详，所有证据纯靠文字描述，对舆论关心的关键点全部踩偏……等到了警方的公报，已经是火上浇油了，舆论彻底被点燃。
那么最后舆情是怎么平息的呢？方法很简单，新华社公布了最详细的调查报告和监控录像，把林同学生前去过哪里、行走路线、如何翻越栏杆这种细枝末节的事情都公布了出来，围观群众一看：哦，明白了。于是一哄而散。
虽然大家情绪有点激动，但是我还想说：早点公布最详细的结果，这不就完事了吗？至于闹得这么大，鼻涕流嘴里才知道甩了。
当然，出于对未成年受害者隐私的保护，确实对这种信息的披露要经过慎重考虑。但是，他的家属已经把这件事情诉诸于舆论场，并且把微博不知道托管给了谁，结果官方出一个公报那边家属打一次脸拱一次火，这还不公开细节实在是有点反应托大了。
所以还是媒体（相对的）更懂一些舆论，新华社及时公开所有案件详细的细节，也一定是接到了更上级的指示，事实证明，只要把道理讲清楚了，老百姓还是会讲道理的！
辟谣最需要讲究策略，因为造谣唯恐天下不乱，随地大小便污染环境；而辟谣是要维系一个公序良俗与合理秩序。建设永远比破坏更难，但这也才是意义所在。马前卒先生之前有个说法，“辟谣”是要“摸脸”而不是“打脸”，我深以为然。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绝大多数人都是好的，他们对谣言更多的是轻信，而不是唯恐天下不乱。对这些人的辟谣要注意方法论，要去“摸脸”。
之前微博上有个梗，就是在家族群里辟谣被踢出群了。我看的视角可能不太一样：年轻人作为互联网原住民，自然辨别信息的能力要高于刚刚接触微信的长辈，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既要扑杀谣言挽救长辈，又要讲究方法讲究态度。
你本身就是一个“先闻道者”，还能因为辟谣被提出家族群，那我只能说你方法不对、态度不好。因为这事怪“群众”没有用，就把他们当成一个客观变量就好，你没能争取到群众不是群众的错，是你方法的错。
除非你撂挑子了：我作为家族里的年轻人，不想把他们拯救出谣言的苦海了/我作为一个先锋队，再也不想团结群众发动群众了。那我只能说也没错。
换句话说，你既然想做点有建设性的工作，就得吃得下这个苦、费得起这个功夫，而不是总抱怨人民的轻信与不合作。用毛主席的话说没有不合格的人民，只有不合格的先锋队。
现在网络舆情，很多都是人民群众“关心则乱”，容易道听途说或夸大其词，这些只要态度足够好把道理讲明白了就行，人民也不是不明事理的。最反感有些人动不动一个“恨国党”“境外势力”的大帽子就扣上去了，显摆你多有正义感呢？
尤其是在疫情期间，一些家人生病求助类的微博里，博主透露的信息可能有80%是真的，20%是夸大其词。对于我来说可以理解，毕竟关心则乱，自己家人病重真要是我也可能通过“哗众取宠”来获得关注，只要家人有救就行，将心比心嘛。
但是有些人就盯着这20%不放，非要把人置之死地而后快，什么帽子都可劲扣。毛主席怎么教你们的啊，什么叫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什么叫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什么叫团结大多数？理论学了咱得用啊。
辟谣工作不能扣大帽子，也不能总是揪着一些小问题不放。现在很多辟谣走向了一种极端，开始抠字眼了，甚至一些模糊的表述乃至于口误都被扣上了“别有用心”的帽子。这样只会把大多数群众越推越远。
《宰相刘罗锅》主题曲唱得好：“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是老百姓”，辟谣只是手段，根源在于用事实和真相去争取群众。
有一些执著于抠字眼而又没有摆出证据的辟谣，以为盖个官方机构的红戳就万事大吉了，导致很多群众无法完全接受；不接受无所谓，再给群众扣一个对立面的大帽子——不信我的都是XX势力。那你这是来辟谣呢，还是来霍霍公信力的呢？
◆ ◆ ◆ ◆ ◆
鉴于近期微信推送规则的变动，很容易错过更新的消息，建议大家把本号标星，不错过每次推送，具体操作方式如下：
感谢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祝大家周末愉快。
第二本新书正式连载完毕：《资本囚笼》全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