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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定国一生坚定抗清,英年早逝;钱谦益“同事上战场等于我上战场”,名利双收。

赵皓阳 大浪淘沙
2024-09-06

今日,惊悉吴尊友先生病逝,不胜悲痛。谁真正对人民好,人民永远会记在心里。

疫情三年,他的一头青丝变成了白发,身体也操劳过度,对于这种级别的专家来说,仅仅60岁确实算得上“英年早逝”。任何一个有良心的人,都会谨记吴尊友先生奉献。

我为什么会想到民族英雄李定国?因为农民义军西军李定国、顺军李来亨,是明末清初反对满清侵略和民族压迫最坚定的两股力量。

李来亨领导的夔东十三家反清斗争,一直坚持到康熙三年,在极其悬殊的敌我力量对比之下被击败。抗争到最后一兵一卒后,李来亨举家自焚,以死殉国、殉天下,无愧为李过的养子、李自成的侄孙。

而李定国领导的大西军一部,对清军造成了入关以来最大的杀伤,两蹶名王,天下震动。后来由于叛徒孙可望的投降,大西军分裂,形势急转直下。而李定国在贵州组织抗清,失利;在广西组织抗清,失利;在云南组织抗清,失利……

最后李定国领导大西军最后的抗清力量,辗转进入缅甸,因为艰苦的斗争环境和缅甸恶劣的气候,不幸感染重病,最后在康熙元年病逝,年仅42岁。

然而李定国和李来亨的英雄历史,却非常鲜为人知。一方面跟他们农民军出身有关,毕竟他们的父辈李自成、张献忠现在都很少提及了;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的文化环境中,以清朝为主角“辫子戏”占据了主流。

坚定抗清到最后一刻的李定国、李来亨、郑成功,也就是郑成功因为收复台湾会被人常常提起,而郑成功痛击满清的厦门战役、镇江战役,也一样鲜为人知。

所以李定国和李来亨,既“阶级不正确”,又“民族不正确”,他们的故事鲜为人知,也就是情理之中了。

相比之下,一些大叛徒的八卦——吴三桂和陈圆圆、钱谦益和柳如是,反而被人所津津乐道。关于吴三桂的问题,我在《阳光开朗李自成》一文中详细分析过了。今天就必须要再来讲一讲“我同事抗清,就等于我抗清了”的钱谦益。

揭露“江南大儒”的虚伪面目,让英雄归于英雄,叛徒归于叛徒,把曾经颠倒的历史和舆论正过来,就是我创作本文的目的。

我们对于历史的评价,总容易陷入“左右横跳”式的“二极管”思维:最早东林党都是“正人君子”,这也是最“正统”的“文脉传承”;后来大家发现这群人只是嘴上说说道德,贪污腐败祸国殃民这些事一样没少干,还不给国家缴税,于是一杆子打到,魏忠贤这种死人渣成为了公忠体国的象征;再后来因为阉党实在太烂了,那些龌龊事根本洗不白,东林党又重新获得了吹捧……

对于东林党魁、士人领袖、江南大儒钱谦益的评价,也是如此。开始公知掌握话语权的时候,对这些投降派和带路党是非常宽容的,再加上钱谦益确实文化水平很高,那时候他的评价可以说是与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并列的——并称为明末最重要的文化人物之一。

然而互联网发达之后,钱谦益这个人因为屁股太不干净了,所以“水太凉”“头太痒”这些并未经过严谨考证的事迹,以“病毒段子”的方式广为传播,成为了讽刺士大夫双标、心口不一、软骨头的绝佳案例。

但是,钱谦益当然并不是一无是处的,他能成为东林党魁、士林领袖,其个人肯定是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和魅力的。汪精卫身上都能找到一些闪光点呢,更何况钱谦益的投降行为距离我们太远,我们很难对那个时候的带路党带入自己的仇恨。

再加上钱谦益确实有不少口头上、书面上的“抗清行为”,所以舆论又一次“物极必反”,钱谦益写的那几封信就被吹捧为“忍辱负重”“大明卧底”“东林007”。

毫无疑问,历史是复杂的多面体,以上任何一种立场都是不客观、不全面的。而伟大的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评价历史人物,要抓住主要矛盾。

钱谦益最恶劣的影响,还不是水太凉、头太痒这种故事,而是他作为士林领袖、东林党魁、江南人望——带头开南京城门投降了。不仅仅带头投降,还带头为满清的招降文书署名,作为士林领袖、东林党魁、江南人望,这无异于为主动为满清政权认证了合法性。

所以钱谦益的带头投降和招降行为,在士大夫和文化人群体中的震动,可类比于吴三桂献出了山海关——这里钱谦益献出的,是“忠孝礼义”在士人心中的“关口”,很难衡量其带来的恶劣影响有多严重。

所以“水太凉”“头太痒”就算出自于当时人们的笔记、文集,也可以看成是对钱谦益投降行为的不满与编排,就像很多关于羞辱洪承畴的“段子”一样出自于当时的笔记、文集,并不能一律斥之为“野史”。

满清攻占南京之后,向南明统治的其他区域都发布了官方文书,一方面招降各地,另一方面是要证明满清政权的合法性和正统性。而带头签署这文书的,是钱谦益和赵之龙,赵之龙是勋贵——“以忻城伯镇南京”,主管南京的军事防务,他跟钱谦益可以说是一文一武两个投降的代表了。考虑到赵之龙的文化水平,这份招降的文书大概率也是出自钱谦益的手笔。

所以说这种官方的、公开的、签名的投降文书,其恶劣影响可比“水太凉”“头太痒”的段子恶劣多了。或许普通老百姓不能理解其恶劣程度,“水太凉”这种通俗易懂的故事才会流传这么广。

关键是东林党喜欢吹自己,什么正人君子、道德文章、声声入耳事事关心,到头来以士人领袖的身份带头投降,签着你名字的投降文书传遍了大半个中国,这算什么事?被东林党和复社黑出翔的“大昏君”弘光帝,被俘之后的表现是这样的:

“弘光恨,啮田雄项肉,流血渍衣……言毕,呜咽流涕……清以弓弦勒令自尽,崩年四十。”

弘光帝虽然废物且窝囊,但是到死没给清朝帮一点忙。那个时候南明虽然皇帝没了,但至少还有着大江以南半壁江山,钱谦益以士人领袖的身份广发劝降文书,影响过于恶劣,实在配不上东林党和复社之流自我标榜的名声。

所以说不要洗钱谦益,就算怕死不殉国,他也有很多选择。当时东林和复社成员,非暴力不合作的人也很多,削发为僧隐居山林的人也很多,用脚投票去找反清根据地的人也很多,但是钱谦益他偏偏选择带头开城门,跪在文官第一排,还写了劝降文书,还当了清朝的官。我们看看这篇文书的措辞有多恶心:

自辽金元以来,由朔漠入主中国者,虽以有道伐无道,靡不弃奸而构衅,问罪以称兵。曾有以讨贼兴师,以救援奋义,逐我中国不共戴天之贼,报我先帝不瞑目之仇,雪耻除凶,高出千古,如大清者乎。

靖南(黄得功)复役,谁为一旅之师,故主(福王)来归,弥崇三恪之礼,凡我藩镇督抚,谁非忠臣,谁非孝子,识天命之有归,知大事之已去,投诚归命,保全亿万生灵,此仁人志士之所为,为大丈夫可以自决矣!

翻译一下:带清跟辽金元不一样,他是为我们大明报仇雪恨了,泥腿子农民军才是“中国不共戴天之贼”,大清高出千古!大明没有天命了,你们还想反抗的赶紧投降吧,还能保全中国亿万生灵!

大家都知道大汉奸汪精卫,他最臭名昭著的就是一篇署名的电报,被称之为“艳电”,简直跟钱谦益的劝降文书一模一样:

钱谦益说带清入关是为了找 “闯贼”报大明的仇,汪精卫说日本人来是要消灭“红色共党”;钱谦益说为了亿万生灵赶紧投降吧,汪精卫说为了中国人不再流血赶紧放弃抵抗吧;钱谦益招降的时候中国还剩半壁江山,汪精卫投敌的时候中国也还剩着半壁江山……《艳电》原文:

今倭国政府既已阐明,当以日德意防共协定之精神缔结中日防共协定,则此种顾虑,可以消除。防共目的在防止共产国际之扰乱与阴谋……中国抗战之目的,在求国家之生存独立,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

所以钱谦益的行为跟汪精卫有何不同!他凭什么有好名声,他不配!水太凉、头太痒这种故事仅仅是传播度高,远远不能让人民理解钱谦益投降之恶劣,远远不能表达那篇投降文书之恶毒,远远不够让对钱谦益的评价回归到客观水平。

再说钱谦益写的那些有反清内容的信,近几年就因为这些笔头上的东西,钱谦益都被吹成“大明卧底007”了。但一个永远无法解释的事实:当时大明朝依然有大片国土,全国抗清运动烽烟遍地,抗清部队最近的时候离钱谦益不过百余里,真的是两条腿就能跑到。

——然而钱谦益一没有肉体投奔大明,二没有公开表达抗清立场,三没有亲自组织抗清运动。钱谦益的状态,真就应了本文题目那句话——我同事抗清,就等于我抗清了,我对他们以(不能公开的)口头上的支持。

当然,真要说他写那些信没有用,那也是故意黑了,当时各地抗清运动信息交流不通畅,钱谦益以其士人领袖的身份,还是给各地抗清运动互通了不少信息的。然而问题在于,你跑到抗清根据地,一样能写信啊。你非要深入敌后那么危险的地方写信吗?现在有些人吹什么“冒着杀头的风险”写信,那为什么不“冒着杀头的风险”参加抗清运动呢?

鲁监国和张煌言就在浙江舟山,孙可望、李定国打到过湖南和广东,金声桓、王得仁在江西的反清运动声势浩大,郑成功最近的时候打到过南京城下,占领镇江都好几个月了……你钱谦益这么思念大明,为什么不用脚投票亲自参加抗清运动呢?说到底还是后者的风险更大,东林领袖还是惜命,他不配后世的好名声。

钱谦益写信的动机,也未必如“大明卧底007”吹得那么伟光正。由以下四点具体分析:

第一,钱谦益的抗清行为,很大部分是对分赃不均的失望。钱谦益在投降的时候是礼部尚书,结果清廷只给了他个礼部侍郎的官,他就称病回家,但也一直卷入各种各样的风波。

就像吴三桂最后反清,还是因为三藩被裁撤。钱谦益当礼部侍郎的时候不写信,编修《明史》的时候不写信,辞官回家后疯狂给南明政要写信表忠心,可以说明部分问题。

更广义来说,钱谦益作为江南大儒、士人领袖,对于大清对“文化人”的态度,是不满意的。按照宋明两代历史来看,皇帝是谁无所谓,士大夫文官才是国家真正的主人。钱谦益投降的时候,肯定盘算着满清是异族,最后还不是靠我们“江南大儒”来维系统治,所以麻溜地投降了。

当时有人写诗讽刺他:“钱公出处好胸襟,山斗才名天下闻。国破从新朝北阙,官高依旧老东林。”其实就道破了背后的“秘密”——县长是谁不要紧,反正我一定要当县长夫人。当时那些满口“仁义道德”“仗义死节”结果麻溜投降的士大夫们,其实都是这种心态。

结果满清太野蛮了,人家不按套路出牌,杀江南大儒如杀鸡——从此妈妈再也不用担心东南沿海的税收不上来啦!所以钱谦益开始写信,也是屁股决定脑袋的题中之意。

第二,这种事情就是改朝换代非常常见的两头下注。做一个不恰当的类比,当年傅作义投降了之后还天天往台湾写信,话里话外阴阳怪气说什么“思念故国”。结果等到了抗美援朝我们打出国威之后,傅作义彻底服气了,找主席坦白,说他忽然想起来,在绥远老家的某某地方埋了两万吨军火,真是年纪大了记性太差了不好意思啊……主席说,哦。

再举一个更恰当的例子,陈公博周佛海大家知道吧,汪精卫身边第二号和第三号大汉奸。在日本侵略者摇摇欲坠的时候,他们都给国民党政要写过信——就是写钱谦益那种信——我身在曹营心在汉,都怪汪精卫欺骗了我,我现在跟你们说日本人弱的一批,如果国府反攻一定能取得大胜利,胜利了之后别忘了拉兄弟一把啊……

这在当时有一个专业名词交“输诚”,周佛海最早跟戴笠互通了秘密电台,蒋介石通过戴笠叮嘱周佛海,要在日本投降后负责“保全”东南富庶之区,别落入新四军手里……周佛海母亲去世时,戴笠甚至还披麻戴孝替周守灵。陈公博一样很积极,他的联络人是徐天深,也是提供了不少情报,表了不少忠心。

那么问题来了,钱谦益的所作所为跟陈公博周佛海有很大的区别吗?为什么周陈二人大家都知道他们是死汉奸,要杀之而后快,但对钱谦益的标准就不同了呢?

第三,写信是一个成本最低、最安全的事。就像我前文所说,你要真心抗清,这都不是太平洋加不加盖的事,走几步就是根据地,你为啥不用脚投票呢?别说你一个什么文人有危险,张公煌言是不是文人?张煌言先后组织参与了三次长江战役,第三次中相当于是被郑成功坑了,孤军深入内陆被清军全歼。

然而就面临这种死局,张煌言先躲进鄱阳湖深处“焚舟登陆”,然后从陆路自桐城,取道霍山、英山,到达东溪岭时遇到清军剿杀,彻底与亲兵随从失散。所幸“变服夜行,至高浒埠,有父老识之,匿于家数日,导使出间道,渡江走建德、祁门乱山间”。

此时张煌言患上了疟疾,但依然拖着病体走到了休宁,在这里“幸得舟”从水陆抵达严州,而后途经浙江的东阳、义乌“至天台达海”。伟哉张公煌言,深入敌后转战两千余里,九死一生但仍矢志不渝,最终终于到达了抗清根据地,再次组织义军。

张煌言也不是多条胳膊多条腿,他钱谦益凭什么写几封信就能得到好名声?难道靠的是跟洪承畴吴三桂“比烂”吗?

第四,钱谦益也很明白,他是江南大儒、东林党魁、士人领袖,他写的一切成文字的东西,都是会当做重要材料流传于后世的。所以写信这种0成本低风险的事情,为啥不多写几封呢?后世一定会有缺脑筋的傻货吹嘘自己为“公忠体国大明卧底007”的。

这就跟蒋介石热衷于写日记是一个道理,看蒋介石日记那种语气,压根就不是写给自己看的,他跟钱谦益都是精明到家的人。

文章最后再说说钱谦益最有名的两个故事,“水太凉”“头太痒”供大家一乐。其实这两件事出自于私人笔记,可靠性见仁见智,但读完本文的朋友不难意识到——这已经不重要了——跟钱谦益真正干的那些龌龊事比起来,这两件顶多是传播范围广一些,老百姓喜闻乐见一些——

“乙酉王师东下,南都旋亡。柳如是劝宗伯死,宗伯佯应之。于是载酒尚湖,遍语亲知,谓将效屈子沉渊之高节。及日暮,旁皇凝睇西山风景,探手水中曰:冷极奈何!遂不死。”

“豫王下江南,下令剃头,众皆汹汹。钱牧斋(钱谦益号牧斋)忽曰:‘头皮痒甚。’遽起,人犹谓其篦头也。须臾,则髡辫而人矣!”

还必须要指明的是,江南大儒和钱谦益们,受过多少大明的恩典,做了多高的官,最后纷纷投降屁都不放一个。而抗清最坚定的,却是张献忠的义子李定国,李自成的侄孙李来亨,海盗之子郑成功。大明朝最后的结局竟然是“海盗守国门,流寇死社稷”,令人唏嘘不已。

结果呢,钱谦益冒着大雨给八旗老爷开城门,劝降文书传遍半个中国,晚年窝家里写了几封信就被吹捧为“大明007”;

李定国西南抗清十余年,最后转战缅甸也不投降,为抗清流干了最后一滴血,因为一些战略战术失误就被人黑“贼性不改”“军阀思维”。事情不该是这样的。

简而言之,我们总是容易被既得利益阶级话语权下的视角所带偏,所以忘记了自己的屁股应该坐在哪里。

对钱谦益们太宽容,对李定国们太苛刻,是需要反思的首要问题。


新时代的“钱谦益”们依然很多,要正本清源,消灭这些“江南大儒”存在的土壤,至少不要在舆论场上继续恶心人,这就是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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