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领导赌气让我永远自责

插画：李瑞

从1968年开始，我连续做了30年秘书工作。回顾工作经历，可以用“一根红线串十多”来概括。这“一根红线”就是服务：为上级领导服务，为兄弟部门服务，为基层群众服务。

这“十多”乃是看的文件多，学习知识多，写的公文多，动脑思考多，跟随领导多，接触群众多，参加会议多，急事难事多，加班熬夜多，吃苦快乐多。

回首往事，历历在目，刻骨铭心，难以忘怀。现撷取一件，与大家分享。

1980年，青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梁昌汉同志带慰问团到柴达木盆地慰问青海石油管理局的职工、家属。当时我是管理局办公室主任。慰问团结束了在局机关所在地的活动后，去了靠近阿尔金山的油田西部探区，我跟随油田党委书记薛纪元同志，陪梁昌汉同志和慰问团一起前往。薛纪元同志是1949年之前参加革命、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代石油工人，后来担任了我们局的党委书记。

西部探区距离管理局机关400多公里，沿途多为沙漠戈壁，道路凹凸不平，号称“万蹾公里”（形容坐汽车行一公里要蹾一万次），单趟行驶需10多个小时，中途要在一个叫“牛鼻子梁”的地方吃一次饭。慰问团从西部探区返回的途中，经过一个叫“大风山”的地方，胜利油田的一支钻井队在那里打井，慰问团的同志停下来到井场参观。

没想到钻井队的同志十分热情，一定要慰问团在队上吃午饭，这地方距我们原计划吃午饭的地方牛鼻子梁有70公里。饭后准备离开时，薛书记看到我们坐的车上装有电影拷贝，就跟我说：“放映员留下来给钻井队放一场电影。”我说：“原来定的是在牛鼻子梁吃饭，放映机装在卡车上，卡车司机怕跟不上我们，就提前动身走了，到牛鼻子梁等我们。”书记一听，冲我发火了，当着客人的面，批评我说：“你怎么搞的！”我没有和书记争辩，但坐上汽车后，越想越委屈，一路上再没说一句话。

傍晚回到局机关，把慰问团的同志送到招待所，我没回家吃晚饭而去了办公室。那时候，职工宿舍和办公室全是平房，而且紧紧连在一起，机关的同志大多有晚饭后去办公室的习惯。我正在办公室生闷气呢，薛书记笑嘻嘻地进来了。一见到书记，我憋在心里的气一下子发泄出来，没等书记坐下，我就冲着他说：“薛书记，吉鸿昌的马死后，吉鸿昌还掉眼泪呢！你今天当着慰问团那么多人批评我，我想不通！”书记听了我这突如其来、没头没脑的话，一言未发，就去他自己的办公室了。

按照原来的安排，第二天我要继续跟随书记陪慰问团去管理局南湖农场，而我却给书记打了个电话，借口要赶写一个材料，自作主张不去南湖农场了，书记同意了。南湖农场位于祁连山北麓，在甘肃敦煌境内，距离局机关220公里。

第二天，薛书记陪慰问团走后，我心里不安起来，开始自我反省，责怪自己没随书记去南湖农场。到快吃晚饭时，我给南湖农场场长打了一个长途电话，询问慰问团在农场的情况，场长告诉我慰问团的同志很好，大家非常高兴。我又问书记怎么样，场长说书记牙疼，牙床发炎了，中午饭也没吃。听了场长的话，我心里颤了一下，感到很难过。随后给场长说：“书记爱吃面条，让炊事员给书记擀碗面条吧！”场长说已经安排妥当。当晚，我因为自己非常不当的行为而感到不安，翻来覆去地睡不着。

第三天下午，我去局招待所接从南湖农场返回的慰问团。书记下车时提了一个小塑料桶，我看到他的脸因牙床发炎有些肿。书记乐呵呵地对我说：“农场的同志从水库里捞了几条小鱼，我留几条，给你几条。”说着，书记把小塑料桶递给了我。我接过桶，背过脸，眼泪止不住流了出来。以书记的坦荡和对下属的关爱，对比自己表现出的任性、暴躁，我觉得自己太缺乏涵养了，千不该万不该，不该跟书记赌气，不该冲着书记说那么难听的话。自己的言行，背离了秘书人员应有的基本要求和工作作风。

这件事，成了我以后的“反面教材”。在许多场合，在许多次大大小小的会议上，我都拿它作例子，自我解剖，告诫自己和秘书同行，在工作中受到领导批评甚至受到委屈时，一定要保持心态平和，要能够忍耐，千万不可愣头愣脑地跟领导赌气，不可埋怨，更不可顶撞领导。1991年，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党委秘书长、办公厅主任进修班学习时，再次以我做错的这件事为例子，总结我做秘书工作的经验教训，还写了一首小诗：

爱书爱字不爱名，

求真求实不求荣，

多谋多虑不多怨，

争苦争累不争功。

这首小诗在当年的《秘书工作》第6期上发表了，这也成为我继续做好秘书工作的座右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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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秘书工作》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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