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字介甫，江西临川人，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和政治家，生于宋真宗天禧五年辛酉十一月十三日辰时（1021年12月18日），今年正好是他诞辰一千周年。王安石的父亲王益，时任临江军判官。王益是临川王氏家族最早经过科举考试走上仕途的才俊，他清廉正直，不畏权贵，为百姓踏实做事，长期在福建、江西、四川、广东等地任职。青少年时代的王安石跟随父亲宦游各地，辗转南北，接触现实，深刻体验到民间疾苦，因此深通民情。

王安石自幼聪颖，酷爱读书，所谓“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然后于经为能知其大体而无疑”。王安石不仅读书范围广泛而且善读，以求真求理为宗旨：“善学者读其书，唯理之求。有合吾心者，则樵牧之言犹不废；言而无理，周、孔所不敢从。”

庆历二年（1042年）春，22岁的王安石考中进士，在扬州，当了一名地方长官的幕僚。庆历七年（1047年）升任明州鄞县知县。他在鄞县三年，做到了“一民之生重天下，君子忍与争秋毫”，兢兢业业勤劳民事，受到百姓的交口称赞。王安石离任后，民众“常相与传诵其事，指其迹而怀思之”。王安石为什么受到民众的怀念？因为他的施政真正做到了纾民困解民忧。当穷苦百姓在春夏之际没有收成，须从富豪大户借高利贷维持生计，并且要把微薄的田产作抵押之时，王安石安排官府出钱向百姓发放低息贷款，到秋收时，百姓可以安然还贷，解了燃眉之急。鄞县虽然水利资源丰富，但在王安石任职期间连年遭遇旱灾。王安石一方面筹措资金帮助民众整治失修的水利工程，“起堤堰，决陂塘”，在全县范围内掀起水利建设热潮；另一方面他深究水利工程年久失修的原因，发现主要是当地官员袭故蹈常不作为的风习所致，于是他罢黜庸吏，提拔和奖掖廉洁的干员。通过这次整治，他也认识到，要为一县一州的老百姓干实事，廉政建设、选拔优秀人才至关重要，因此王安石在鄞县兴办学校，培育人才。

后来王安石又在常州、饶州等地任地方官，总要对他认为的应革之弊和应兴之利进行一番兴革，具有积极的务实精神。他认为要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发展生产是第一要务。他在《与马运判书》中主张将合理开发利用资源、促进社会生产发展作为富家、富国、富天下的“生财之道”，即所谓“富其家者资之国，富其国者资之天下，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

王安石生活的年代正是北宋社会各种矛盾日趋尖锐的时期，贫富分化严重，国家财政入不敷出，宋向辽夏委曲求全。从宋仁宗朝开始，士大夫群体中的精英们便欲以儒家思想改变现状、重新建构社会秩序，纷纷提出改革意见和方案。宋仁宗庆历时期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昙花一现，宋神宗即位后，这位想大有作为的青年皇帝，希冀改变朝纲不振、对辽夏屈辱的现实局面，迫切寻求能担此重任的主政者。王安石独负天下大名三十年，从众多士大夫中脱颖而出。熙宁二年（1069年），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并设制置三司条例司，陆续颁行新法，在全国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变法革新运动。

清光绪九年《王临川全集》

变法主要从四个方面展开：其一，对官僚机构的调整和下层精英的提拔，科举制和学校的变更；其二，对军队的整顿及其战斗力的加强，巩固地方社会秩序的保甲法的建立；其三，调整国家、地主与农民关系政策的出台，包括青苗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等；其四，供应国家需要和限制商业资本政策的实施，主要是均输法和市易法。

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评价，从南宋以来迄今可谓汗牛充栋，集中体现为三点：

首先，王安石变法始终贯穿了孟子政治思想的核心——“仁政”“王道”。在孟子看来，圣王的王道是要为人民的福祉尽最大的努力，这意味着国家一定要建立在殷实的经济基础上。由于中国自古以农业为立国之本，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源，所以孟子认为王道的经济基础在于平均分配土地。他心目中理想的土地制度就是“井田制”。孟子所提出的关于正经界、均井地、平谷禄的具体措施，旨在防止豪强兼并，保证农民“百亩之田”的恒产不受侵犯。王安石继承了孟子的思想，他自科举及第后在地方辗转任职的二十多年中，对北宋社会矛盾及问题有很深切的体察，不仅深刻认识到社会普遍性的贫困化，而且也认识到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因此王安石变法的宗旨“摧抑兼并，均济贫乏”，即贯穿于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和方田均税法中。

其次，王安石在个性上与孟子很相似。熙宁年间曾传言王安石说过“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流俗之言不足恤”，意在抨击王安石变乱祖宗法度。有学者认为这却最能体现王安石大无畏的精神，与孟子跟弟子们讨论治理国家问题时，所表现出的那种“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的英雄气概极其相似。变法触动了既得利益者的“蛋糕”，受到他们激烈攻击和反对。王安石不为所动，以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不畏奸邪的勇气和决心，坚定推进变法的施行，体现了一位伟大政治改革家的崇高境界。

最后，王安石深刻懂得发展生产是民裕国强的根本途径，因而始终把发展生产作为改善民生、为国理财的终极手段。譬如，他多年来一直就注重农田水利的兴修，像他那样重视水利，不仅在其同时代的人物中找不出来，即便在中国历史上亦是罕见的。在王安石大量诗文中，他悲叹过地方的旱灾，悲叹过岁岁决口而无人问闻的漳河，他恳切劝过他的上司重视水利，也歌咏颂扬他的朋友、同事们兴建海塘与沟渠。相传在王安石执政期间，一个宾客向他建议，决梁山泊，排干积水可得万顷良田。王安石对这事很感兴趣，问这个客人怎样排除积水。一个叫刘攽（反变法派）的客人却跟着说：“别穿一梁山泊，则足以贮此水矣！”这个故事流传颇广，是反对派茶余酒后取笑王安石的一个谈资。但这正好反映了，王安石是如何重视农田水利的兴修。王安石的农田水利法颁行后，在全国掀起了兴修水利的热潮，有力促进了北宋农业的发展。农田水利法是中国历史上首部以鼓励与规范农田水利建设为核心的全国性行政法规。

最值得一提的是，王安石是历史上最干净的改革者，反变法派的子孙邵伯温说王安石“不好声色，不爱官职，不殖货利”。这在古代尤为难能可贵。

王安石变法最终因其失势而归于失败，但其表现出的伟大政治家的深邃思考和大无畏的精神，仍然值得后世颂扬。梁启超评价其为“以不世出之杰，而蒙天下之诟”，诚为至允至当。时至今日，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激荡的新形势，更需要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开拓进取、锐意改革、勇于斗争、善于斗争、敢于担当，在新时代新征程接过历史的接力棒，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作者系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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