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枫律师谈《劳动合同法》的实务反思

在劳动法的教学和日常的科研会议中，我们也一直在反思这个问题，《劳动合同法》自2008年开始生效，的确是有点生不逢时，从一出生好像就背负不少骂名，就像林老师说的充当了替罪羊的角色。但是在我们国家目前这种经济转型、产业升级的关键进程中，《劳动合同法》到底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事实上，从对《劳动合同法》提出很多批评和质疑的经济学家张五常的观点来看，《劳动合同法》其实还是有利于高端产业，而不是目前占主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我们国家现在的确是处在“新常态”，也就是说，我们已经告别了外延式、粗放式的高速增长阶段，再维持过去的高速度确实不可能，我们的资源、环境也承受不起。过去，我们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大幅压低工人工资的，大量生产、低端价廉的制造业；现在，我们应该调整思路，使经济发展更多地转为依靠技术创新，依靠深入挖掘国内市场。过去我们大量制造、出口，而现在则要提倡创新并拉动内需。

刚才林老师提出来了一些关于在产业转型过程中，企业成本的数据，这些数据是跟我们的日常感受比较吻合的。美国也知道其与中国的制造业成本对比要回归——在奥巴马上台之后就是这样了。在我国，房价上涨，土地成本上升。因此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在企业总成本的上升中占的比重并不是最大的，并不是一个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

2010年，我在上海开年会时曾与一个创业的校友会面。在当时，有一部分学者认为我们的劳动标准太高了，其中特别提到工资增长太快。于是我问他觉得我们国家现在的工资水平，包括职工个人工资水平，到底是低还是高？他认为不高。并且他表示，像他们这样的企业，如果认为基本工资过高，则应该是管理的问题。他当时给我提供了一组数据，即上海90年代毕业时的起薪和现在毕业的起薪。

只要稍微对比一下这组数据，我们就能发现其实工资水平上升的幅度并不太大，甚至如林老师所言，其实也是补课。这种补课在某种意义上，甚至不一定足以弥补房价和物价的上升。我记得2003年，在人大法学院读书的时候，林老师说她利用寒假在广东格兰仕做调研，发现广东那边，这类制造业的工人工资，至少有七八年的时间是基本上没有怎么增长的。而实际上在90年代后期到本世纪初，我们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每年都是在10%上下的。

《劳动合同法》在总用工成本的上升的现实中到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我觉得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替罪羊而已，用工成本上升可能真的不是法律本身的问题。当然，我也赞同林老师说的，我们的社保成本的确是比较高，但深层原因还是归结于政府在转轨成本中没有承担起更多的责任。而在社保成本中，最高的是养老保险。我们的养老保险费现在加起来一般是28%，而在福利制度已经非常健全的德国也只有19%多。事实上就是政府没有承担这部分成本，而是全部转嫁给企业。所以说将来我们的社会保险费要真正降下来，仅仅降失业、工伤、生育这些，都是毛毛雨，真正需要降的其实是养老，而这实际上需要国家，或者说是国有企业付出更多。

的确，现行《劳动合同法》存在一些弊端，比如刚性过大、弹性不足。我本身也是民商法出身，在早期学习的时候，也是深受民法的影响。从民法视角来看，《劳动合同法》的确是在个体的自治方面存在着对个体自治空间尊重不足、管制过度的问题。比如对于书面合同，不管是形式还是解雇的方面，的确存在过度管制的情况，国家的“父爱主义”有点泛滥。

1994年的《劳动法》的确是非常粗线条，仅仅是为我们的劳动法搭了一个框架，我们后来走的是通过修改单行法来完善劳动法的道路。但是这个道路的确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缺乏整体和系统化的思考。

事实上，劳动法学界公认，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对劳动关系的调整有三种共用的调整模式：①个体层面的自治，主要依靠《劳动合同法》；②在集体劳动关系方面，实行团体自制——这恰恰是我们缺失的；③国家干预，但这种干预是必要性的、底线性的，而非过度干预。而我国现在可能是基于政治和社会稳定的角度，没有放开集体劳动关系，而采取对于个体劳动关系过度管制的方式。这样的方式，事实上使得《劳动合同法》背负了很多的骂名。这个死结的解决，我个人觉得将来还要回归到劳动法的社会法属性上，即集体劳动关系这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