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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自由的理念，私人自治成为了民事法律的基础。《民法总则》（草案）的法律行为一章，有其进步之处，但尚有部分规定不能切实保障私人自治。对此，清华大学法学院王洪亮教授在《法律行为与私人自治》一文中通过观察法律行为规则的得失，结合《民法总则》（草案），提出完善相关规则的建议，并认为私人自治不仅要通过法律行为来实现，也要通过法律行为制度来保障。

所谓法律行为，即是依照当事人自由之意思发生其意愿的法律效果的行为。在民法中，法律行为是私人自治的工具，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行为自由，二是效果自主。但长期以来，纠缠于合法性等问题，在立法中却没有奉行这一基本理念，反而因定义法律行为而导致对法律行为的理解产生偏差，从而掩盖了法律行为真正的含义。

草案第112条对于法律行为的定义中，删除了合法性之要件，使法律行为的本质回归正轨，即法律行为本质问题并非合法性问题，而是行为人意志能否决定法律效果的问题。该条明确了意思表示的设权效力，即“通过意思表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行为”。与此相适应，草案第115条明确规定民事法律行为自成立时生效，进一步彰显了行为人意思的决定效力。与其相冲突的是，草案第121条仍规定了法律行为合法为法律行为有效之构成前提。但从文义解释角度来考量，该条没有任何法律适用意义，反而其后的第122条以下才是具体的适用规则。

所以，有学者主张，不规定法律行为的一般生效要件，改采负面清单规则，即规定法律行为无效的情形。否则，当司法机关对法律行为进行审查时，就会出现一旦缺少任一构成要件，无论是否存在法律明确规定的效力欠缺都一律认定其为无效的情形，这是完全与私人自治理念相违背的。

在多次立法研讨会上，民法总则草案起草者都比较明确地反对区分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但却并不反对规定无权处分规则，即《合同法》第51条。而从逻辑上讲，若规定无权处分规则，实际上就是承认了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区分之规则，其主要规则便是处分行为要以处分人有处分权为前提。

但存有争议的是，出卖人没有处分权，买卖合同是否仍然有效？对此问题的争议，最高人民法院在颁布的司法解释中已认定其有效，似乎已经使问题得到解决。但尽管如此，在学界还是有学者不承认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的划分。这一态度与是否承认物权行为独立与无因性直接相关。其逻辑是，不承认物权行为独立性与无因性，即无须承认处分行为与负担行为的区分了。但如上所述，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的主要规则就是无权处分规则。既然承认无权处分规则，那还可以否认处分行为与负担行为的区分吗？而且，本来就不应否认物权行为独立与无因规则，因为该规则真正地体现了私人自治的精神。物权变动是物权意思的结果，即物权变动直接来源于当事人之间独立的物权意思，所以物权变动的结果不直接受债权意思约束。据此，物权行为是无因的。

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分离，一方面可以使得当事人意思的形成更为自由 ，如在物权行为、债权行为都可撤销的情况下，可以选择其一而行使撤销权；在仅是物权行为无效情况下，不影响债权行为效力。如在买受人甲受出卖人乙欺诈的情况下，甲可以只撤销原因行为或义务行为，此时相对人只能依据不当得利法请求不当得利返还，这样撤销权人可以享有同时履行抗辩权；如果甲主动将处分行为撤销，则要负先行返还义务，其对价给付即可能落空。另一方面，处分行为与负担行为的区分，也为许多制度的产生创造了空间。比如在所有权保留的情况下，不承认处分行为与负担行为的分离，就不能解释物权行为上负担条件的现象，该条件便是完全支付价款。

民法总则草案法律行为部分，在术语上特别是意思表示的回归上，有其进步，但仍缺乏目的性考量。王洪亮教授从合目的性出发，以贯彻和保障私人自治为核心，在保障机制和规则设计上提出相关立法建议。原文在论述中，无论是逻辑体系抑或是实证分析都值得我们思考与借鉴。

参考文献：王洪亮：《法律行为与私人自治》，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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