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专辑【两篇】
本文选自《新华文摘》2022年第13期文艺评论栏目
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
【瑞典】艾伦·马特森
尊敬的国王与王后陛下，尊敬的诺贝尔奖得主们，女士们、先生们：
在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的小说中，有个故事再三重演。故事中的男孩或者突然消失，或者被绑架、拐卖，和摩西一样从芦荻丛里被带走，或者为了自救而出逃。成年之后，他生活在一个没有归属感的地方。在此，他不得不设法应对与过往的联系被撕裂所带来的伤痛，还要面对一个普遍抱有敌意的社会所造成的冲击。他尝试的策略有讥讽、退守、沉默和谎言。
这里所谓的谎言等同于文学虚构。古尔纳的作品主题不一而足，其中就涉及作家的成长史，涉及故事的作用，即如何有助于理解已经发生的过往，并创造出某种替代品：为所爱之人提供一个改良版或全然不同的版本，以此为护盾，去抵御真相的刺眼光芒。但随着时间推移，这种保护演变成了一种疾病，一件“涅索斯的罩衣”，毁掉了穿着它的人；与此同时，这个年轻人日渐老去，直至垂暮之年，化身为被生命谎言包裹的活化石，仍在试图打破沉默，打破这堵挡在世界前面的高墙。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小男孩……”故事从这里开始。时间之初：这是所有故事的起点。作家的职责就是确保故事延续下去，顺应着它，像牧羊一般将它引向终点。只有故事完结时，我们才能理解所有片段的含意，那些联结故事的神秘线索的含意，理解所有要素铺垫出来的那个最终和弦的最深意蕴。只有故事平息后，音乐才是完整而连贯的。《朝圣者之路》《天堂》《来世》和《抛弃》等小说所讲述的既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故事，又是所有时代的故事。在这类故事里，一个人失去了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去寻找新的空间，还要抵抗他人的奴役，尤其要提防奴役以伪装和媚态出现。进入古尔纳的作品，我们吸收到的是属于伟大口头叙事传统的模式与神话；与之契合无间的是小说艺术的前提，即每个个体的命运都是独一无二的。古尔纳描写流亡，但从不采用笼统的方式；他书写的也不是历史进程，而是屈从于历史的人们：他们的人生被历史塑造，方式因人而异，都带着来自遥远过去的前提条件——如果你愿意，将这遥远的过去称作“时间之初”也无妨。和《一千零一夜》的情形相似，这些人物讲述故事，也是为了度过长夜，我们从中辨认出古老故事的声音，但讲述者其实都是现代社会里的个体。他们与人为善、傲慢势利、极度敏感、胆小懦弱，却又有英雄气度，像极了莎士比亚的剧作或者约瑟夫•康拉德的小说中复杂而矛盾的人物。在这里，两种文学传统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第三种：异常美妙的第三种。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梦想，必须接受沿途的种种挑战来支撑梦想。归根到底，或许无根性才是我们唯一可以立足之处。栖居在此的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的生命已经支离破碎，却能在内心留下至关重要、需要小心呵护的火种。
亲爱的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我非常荣幸地代表瑞典学院向您获得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表示最热烈的祝贺！
（谢娟 译）
（《世界文学2022年第2期）
从自发到自觉的写作
【英国】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
写作一直是令人愉悦的事。儿时求学之时，在所有课程安排中，我最盼望的就是写作课的到来，我们可以写故事，或者老师觉得我们可能感兴趣的话题。每到这时，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伏在桌面上，从记忆或想象中提取值得讲述的东西。在儿时的练笔过程中，从未有意去叙说什么特别的事，去回忆某段印象深刻的经历，去表达某个深信不疑的观点，或者抒发内心的委屈。这些写作练习都是老师为提升我们的论说技巧而布置的，并不需要除了老师之外的读者。我写作，是因为老师吩咐我去写作，也因为自己乐在其中。
多年以后，我自己也成了一名教师，这个经历倒了过来，开始由我坐在鸦雀无声的教室里，看着学生们埋头写作。这让我想起戴•赫•劳伦斯的一首诗，题名为《学校里最好的时光》，我现在从中引用几句：
我坐在教室的岸边，独自一人，
观察身穿夏日汗衫的男生们
低着圆圆的脑袋，忙碌地书写：
一个又一个，仰起脸来
望着我，
静静思索，
像在看着什么，却又没看见。
然后，又转回头去，
带着劳作后的些许欣喜和激动，
又从我眼前转回头去，
已然找到自己想要的，取到势必要取得的。
我前面讲到的写作课，这首诗再现的写作课，正如后来发现的那样，都不是真正的写作。它没有驱动力，没有指向性，没有经过反复的思索，无休止的重组。在年少时的练笔过程中，可以说，我沿着直线写作，没有多少犹疑，没有多少修改，无比单纯。我读书同样有点随心所欲，同样没有方向，那时并不清楚这些活动之间的关联有多么密切。有时，不需要早起去学校时，我会读书到深夜，直到我的父亲，大概是个失眠症患者，不得不来我的房间，命令我把灯关掉。即便你有那个胆量，也不能跟他说，他自己都还醒着，为什么要让你睡觉，因为这样和父亲说话是不合规矩的。不管怎样，父亲失着眠熬着夜，却没有开灯，生怕影响到母亲，所以，他的关灯指令是有几分道理的。
后来的写作和阅读经历，与儿时的随兴所至相比，更有条理，但不变的是我一直乐在其中，不用勉强自己。尽管如此，这种愉悦的性质还是逐渐发生了变化。直到移居英国之后，我才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在英国，对故乡的思念，独在异乡的苦闷，使我开始反思很多先前没有考虑过的事情。在穷困而疏离的漫长日子里，我开始尝试一种不同的写作。有一点越来越清晰：有些事需要说出口，有些任务亟待完成，有些遗憾和冤屈亟待申诉以及检讨。
首先，我反思了自己匆忙逃离故土之时舍弃的种种。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一场影响深远的大混乱降临到我们的生活中，其中的是是非非都淹没在伴随1964年革命剧变而出现的暴行之下：关押、处决、放逐，还有无休无止、大大小小的羞辱和压迫。我置身于这种局面，又只有青少年的头脑，不可能想清楚正在发生的事具有怎样的历史意义，对将来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直到移居英国后的头些年里，我才开始有能力反思这些问题，反省我们能够施诸彼此的伤害多么可憎可恨，反观我们曾用以开解自己的谎言和假象。我们的历史都是片面的，对很多暴行都保持了沉默。我们的政治是种族化的，直接导致了革命爆发后的各种迫害：在孩子面前，父亲被杀害；在母亲面前，女儿被侵犯。移居英国后的我虽然已远离这类事态，心里却不堪其扰，假如当时身处如今仍然在承受其后果的人群中间，或许还不至于如此难以抵御记忆的侵袭。但是，令我苦恼不已的，还有一些与这类事件无关的记忆：父母残忍地伤害自己的孩子，人们被社会教条或性别教条剥夺了充分的言论自由，不平等的社会现实容许贫穷和依附关系的存在。这些问题存在于所有人类的生活，并非我们独有，但我们不会始终把它们放在心上，除非情势要求我们意识到它们的存在。我想，对逃离了创伤、远离了身后的种种、找到安居之所的人来说，这正是一大心理负担。最终，我将这些反思的一部分付诸文字，写得不是特别有条理、有组织，只是为了稍微理清自己一些混乱模糊的思绪。
然而，后来我逐渐发现有一种令人极度不安的现象正在发生。一种相对简单的新历史正被构建出来，将曾经发生过的事件改头换面，甚至直接抹杀，或加以重构，以迎合当下认定的“事实”。这种相对简单的新历史是胜利者的必然杰作：他们可以随心所欲选择和建构自己的叙事。这种历史也适合那些事不关己的评论家、学者，甚至作家：他们往往透过与自己世界观相吻合的框架来看待我们，需要“种族解放”与“进步”之类的熟悉叙事。
我们有必要抵制这种历史，因为它罔顾那些见证更早时代的物品、建筑、各种成就，还有使生命得以可能的温情。多年以后，我再次走在自幼生活的小镇的街道上，场所、风物和人无不是凋敝的景象；老人们头发花白，牙齿掉光，害怕失去关于过往的记忆。我们有必要尽力把那些记忆保存下来，用文字留住曾经的种种，打捞出那些人们得以支撑自己生活、理解自己的诸多故事和时刻。此外，还有必要记录下自鸣得意的统治者们妄图从我们记忆中清除的那些虐行和暴政。
我们有必要面对的还有一种历史理解；自从我离它的英国源头更近以后，它就变得更加清晰，比起在桑给巴尔接受殖民教育时，有过之无不及。我们这代人属于殖民主义的产儿，不同于我们的父辈，也不同于下一代人，至少所受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我的意思倒不是说父母所珍视的东西我们已觉得疏远，或者说下一代人已经摆脱了殖民主义的影响。我想说的是，我们成长与受教育的时段正是宗主国拥有高度自信的时期，至少在我们这个世界区域是这样，殖民控制的真面目被隐藏在各种委婉语之中，而我们也认同了这种诡诈的手法。我所指的时期是“去殖民化”运动声势浩大地蔓延整个地区，将我们关注的目光引向殖民统治造成的破坏之前。我们的下一代人有着后殖民时代的失望，也有聊以自慰的自欺假象，也许无法清楚或者足够深入地认识与殖民者的相遇如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腐败和滥政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殖民遗产的一部分。
我来到英国之后，这些问题变得越发清晰，倒不是因为有人在日常交谈或课堂交流中向我澄清过，而是因为我从某些途径更好地理解了像我这样的人的角色，包括：英国人在写作和闲谈中讲述的某些关于自己的故事，电视和其他地方的种族主义笑话所引发的哄堂大笑，还有在商店、办公室或者巴士的日常接触中我所面临的天然敌意。面对这种冷遇，我无可奈何，但是随着阅读理解能力的提升，有一种意愿变得日渐强烈，那就是通过写作来反驳那些鄙视和贬低我们的人群所给出的自以为是的判断。
但是，写作不应仅仅是关于论战和申辩，不管那多么引人振奋，令人欣慰。写作并非关于某件事，关于这个或那个问题，这种或那种关注；它所关注的是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所以，残暴、爱和软弱迟早都会成为它的对象。我相信写作还必须揭示：什么是与现实相反的可能性，冷硬而专横的眼睛无法捕捉到什么，身形看似矮小的人为何在别人的冷眼下仍能找到自信。所以，我发现也有必要书写这些东西，采用忠实的笔法，丑行与美德都能出场，人类个体摆脱简单化和刻板印象的限定。当此之际，某种美便会从中而生。
这种看待事物的方式为脆弱与软弱，为残酷中的温情，为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寻找善意的能力腾出空间。恰因如此，写作一直以来都是我生命中值得投入、令我流连忘返的部分。当然，我的生活还有其他部分，但它们与此刻的话题无关。说起来有点奇妙，我刚开始说到的那种年少时的乐趣数十年过后依然丝毫无减。
最后，我要向瑞典学院表达最深挚的谢意，感谢将如此重要的荣誉颁给我和我的作品。非常感谢！
（谢娟 译）
（《世界文学》2022年第2期，
此文为古尔纳的获奖演说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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