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时期中国人口发展的重大问题
本文选自《新华文摘》2022年第18期社会栏目
作者：张耀军 齐婧含
“十四五”是中国全面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国际经济、政治、全球治理格局都在发生着深刻而复杂的变化，更给中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带来巨大挑战。在这一关键时期，唯有充分利用各种可以利用的资源，处理好各项关键问题，才能促进经济社会各方面高质量可持续发展。长期以来，人口问题始终是影响经济社会及资源环境可持续协调发展的全局性、基础性、战略性问题。“十四五”期间，人口因素仍然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要素之一。因此全面准确研判人口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并正确解决，对顺利实现“十四五”规划及更长远的规划目标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深度挖掘人口素质红利
人口红利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实现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中国的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享受到了劳动力成本较低与劳动力数量充足的人口红利。但由于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及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必然导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缩减，将对经济产生不利影响。主要原因是过去的人口红利随着时间的推移变成了抚养负担。
目前，中国经济已从高速发展阶段转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人口也处于人口转变阶段，在转型期产生了许多由人口问题引发的经济问题。劳动力规模的缩减是“十四五”期间在新的经济形势下被广为关注的问题，劳动力是经济发展的基石，劳动力的数量、结构与劳动能力决定着国家与地区的劳动生产率。中国新生儿数量逐年递减，导致即将进入劳动年龄的人口数量减少，同时还伴随着进入老年阶段人口增多，导致中国的劳动力供给增长率与劳动人口数量下降。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经济崛起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庞大的人口数量、充足的劳动力供给与相对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带来的人口红利。人口抚养比上升加剧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压力，引起劳动力供给的改变与经济结构的变化。劳动力数量的下降将对未来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影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与新增劳动力数量的同时减少造成的后果是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由于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与单位劳动成本的增加而被削弱。与此同时， “十四五”期间中国面临的大背景是人均收入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依然较低， “未富先老”的问题依旧存在。
生育率较低是中国“十四五”期间的重要人口问题。第七次人口普查显示，中国人口规模增加，人口增长率逐渐下降。人口负增长的惯性处于累积之中，未来中国人口负增长的大趋势已经成为必然。其主要原因是育龄妇女数量的减少及生育率的下降。这两个原因都会导致少儿人口数量减少，老年人口数量增多，因此在总的人口结构上抚养比呈现逐渐增加的态势。与此同时，人口红利不可逆转被削弱。面对人口数量红利逐渐消失的事实，通过提升生育率显著促进人口数量红利的方法并不现实，而深挖人口素质红利是中国经济社会保持活力的重要途径。目前中国整体劳动力质量、科技水平与创新能力相较于发达国家还是存在差距，人口质量成为中国新阶段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问题。“十四五”时期，人口素质红利的发掘应从人口的文化素质红利和健康素质红利两方面双管齐下。产业转型的同时需要相对应的人口质量提高，中国整体受教育水平提高、文盲率降低，2020年文盲率已降到2.67%，教育的普及已得到基本的实现。在人口文化素质红利方面，目前存在最重要的问题是整体创新能力不足，在国际竞争中没有明显优势。同时，还存在着不同地区之间的人口受教育程度分布不平衡、人才数量与人才质量的区域差异显著的问题。因此，在“十四五”期间，除了提高教育的普及性与基础性之外，还应加强对专业技术人才与具有创新能力的高水平人才的专业化培养。通过社会机构与技术学校的培养，让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劳动力有一技之长，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对高校与科研机构的投入，为较高教育水平的人才提供更友好的科研环境，提高中国整体创新能力。“十四五”阶段是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的重要阶段，人口文化质量的提高与均衡的分布对缩小区域差距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政府与企业应通过政策支持与激励引导人口文化素质的合理分布。
人口健康素质红利是人口素质红利的另一个重要方面。随着中国卫生服务水平的提高与人均收入的提高，中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也在不断地延长，但人口健康问题逐渐凸显，需要给予更多的关注与改善。中国主要人口健康问题包括身体健康与心理健康两方面，身体健康方面主要是由于居民生活方式不健康而导致的居民超重肥胖问题和慢性病发病率上升问题，心理健康方面应更多关注到年轻人的压力问题与特殊家庭的心理健康问题。
当今世界的竞争早已不是人口数量的比赛，而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科技创新能力、军事实力以及文化实力等方面的全面竞争，换而言之，当前的时代是人口质量大比拼的时代。中国人口蕴含巨大的质量红利潜力，人口整体文化素质的提高、创新能力的激发将成为中国未来人口发展的重中之重。因此，出生率降低导致过去人口数量红利逐渐消失的同时，我们应该深刻认识到人口质量红利提升的重要性，在“十四五”期间应该尽最大努力提升人口质量红利。
二、 推进老龄化社会的保障体系建设
“十四五”期间，中国老龄问题是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问题。由于中国老龄化严重，导致了许多经济与社会问题。第一，老龄化将导致消费结构变化与储蓄变动的问题。老年人口的消费水平与消费构成会对中国整体消费市场结构产生影响，老龄化程度加深将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中国消费水平提高的速度。随着社会的发展，老年人的消费储蓄习惯也渐渐产生变化，老龄化导致的消费储蓄相关的经济变动应得到重视并提前应对。第二，养老服务体系覆盖程度不足的问题。养老资源问题是中国养老问题的根源，是社会公共服务与居民福利保障的一种体现。在未来老龄化严重的社会中，养老资源将成为刚需。第三，老龄化带来的养老保障可持续的问题。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障最直接的冲击体现在养老金制度上，现世界各国建立的社会养老模式的资金来源大多采用“现收现付制”，借由代际分配实现养老金资金的供给。在过去进入老龄化时代前，年轻一代缴纳养老金的人数相较于需要领取养老金的人数要多，因此养老金的收支压力较小。“十四五”时期，中国进入深度人口老龄化时代，公共养老体系受到挑战，政府应对养老产业与养老金融等领域进行更深入的探索，逐步完善中国养老保障。第四，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与社会参与问题。“十四五”期间中国将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在健康老龄化中心理健康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人口老龄化恰逢科技浪潮，对老年人既是机会也是挑战。大量老年人由于知识或身体的局限而难以融入互联网社会，也有许多老年人紧跟时代的脚步，通过自己的探索与他人的帮助借助互联网融入社会发展的潮流之中。老年人难以融入互联网社会的原因多样，与个人、家庭和社会都有所关联，因此构建老年友好社会需要多方支持，构建有利于老年人“数字融入”的社会平台，形成尊老爱老的文化氛围弥合银色数字鸿沟。应让老年人能更好地融入现代社会，在退休后依旧可以实现自己的价值，满足老年人的文化需求与社会需求，让每一个人更有尊严更幸福地度过老年。
三、促进人口性别均衡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总人口性别比为105.07，男性人口占全部人口的51.24%，女性人口占比48.76%。通过对统计数据中人口性别比的梳理发现，中国人口总体性别比大多稳定在105左右，而65岁以上人口的性别比低于100且不断下降，女性人口多于男性人口。同时这也反映了中国性别比问题中较为严重的部分，即新生儿性别比问题。目前性别比最为失衡的年龄组为10～14岁组与15～19岁组，性别比分别为119.1与118.39，存在严重的性别失衡问题。
人口性别失衡将会导致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最为严重的问题是，性别比会影响婚姻匹配情况，当性别失衡严重的一代进入婚姻市场后，将会产生较为严重的婚姻匹配问题。由于农村地区性别偏好较为严重且农村年轻女性大量外出打工并留在城市，农村地区出现大量未婚配男性，一旦错过了适婚年龄，他们将很难找到结婚对象，导致农村地区各年龄段都有剩余未婚男性。大量的未婚男性将成为社会发展中的不稳定因素。城市地区则是婚姻匹配问题的另一个极端，城市地区有大量未婚配女性。一方面是农村女性进入城市婚姻市场，让城市适婚男性在选择结婚对象上有了更多的选择，另一方面是女性经济的独立与社会地位的提高使得许多女性对婚姻选择更加慎重而使相当一部分女性错过适婚期。
随着社会进步与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法律与社会对女性的支持与包容，男女平等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人们的性别偏好逐渐降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1.3，相较2010年下降了6.8。出生性别比的下降，说明中国人口性别结构失衡问题在未来将得到缓解。在中国三孩生育政策实施的背景下，“十四五”期间，育龄人群有更大的生育自主性，也会有更低的性别偏好，因此中国新生儿出生性别比可能出现持续下降的趋势。
四、提升人口城市化质量
在改革开放前，中国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流动人口数量很小。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加速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离开家乡进入城市工作与生活。中国城市化率逐年攀升，同时流动人口数量也逐年攀升。2020年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在过去的20年间，中国城市化率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城市化率的36.09%，增至2010年的49.68%，又到2020年中国常住人口城市化率达到63.89%，实现了稳步高速增长。
人口迁移流动到城市，将会激发未来城市化与城市群发展的巨大能量，同时也存在着一些潜在问题。这些问题也对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去留、流入地的社会稳定以及流入地的发展情况起到重要作用。第一，流动人口就业问题是流动人口可能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的根本，流动人口流入一个城市或地区后，就业问题是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的第一步，也是在一个城市长期生存的必然选择。第二，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问题是提升城市化质量的前提，流动人口的融入是提升其归属感的重要途径，而有归属感的市民无疑会提升城市的和谐程度与发展质量。第三，从城市层面来看，城市吸纳流动人口是发展的必然选择，城市管理者只有不断创新，提升城市各种要素的承载能力，才能为流动人口尽快融入城市创造条件。
城市化的核心要义是人的城市化，力图通过城市为居民提供更美好的生活，因此提升人口城市化的质量是城市化发展的主要关注点。通过充足的就业岗位满足居民的生存需求，同时保障安全与稳定的社会环境，实现全民健康覆盖与文化富足，是高质量人口城市化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人口健康素质与文化素质是美好生活的关键，优质的社会风气与强健的体魄是高质量城市化的内涵，也是城市精神风貌的体现。城市环境质量包括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情况与生态环境状况，是城市化质量的硬件所在。
五、增强脱贫人口的致富能力
2020年，中国已实现贫困人口全面脱贫这一历史性壮举，接下来我们应全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合理认识相对贫困人口的返贫风险，稳步推进乡村振兴。在已脱贫的地区和人口中，有一些地区的产业基础比较薄弱，如果不能实现产业的稳定发展，脱贫人口返贫风险将升高。一些地区也存在着另一种现象，就是产业扎堆聚集，同质化严重，这样的发展模式将对地区市场产生不良竞争，返贫风险提高。贫困人口的就业是脱贫攻坚后维持成果的关键，稳定的工作岗位是保障脱贫人口收入的重要条件。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十四五”期间农村人口问题对乡村振兴战略的负面影响将变得越来越明显，同时农村人口问题的优化也变得越来越紧迫。农村人口的大量流失是导致农村人口问题的关键所在，也反映了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问题的差异。与此同时，由于劳动年龄人口流失，导致农村劳动生产率降低，农村老龄化水平加剧。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已实现，但“十四五”时期仍需要巩固农村全面小康的成果，建设高水平的农村全面小康。解决村民收入及就业问题，拓宽收入渠道，是防范返贫风险的关键问题。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过程，是农村地区发展模式从政府输血转变为自己造血的过程，需要农村地区在产业升级、产业转型与产业链延长三个方面作出努力。
流动人口在城市接纳了更为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回流至乡村后将成为乡村建设中流砥柱似的人才。回流的流动人口在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过程中将起到重要作用，是保障乡村长远发展的重要人力资源。返乡的村民，不仅在农村社会有血缘渊源，而且在城市社会也拓宽了他们的视野。他们熟悉现代社会的管理和运作，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人力资源。回流乡村的流动人口可以丰富乡村振兴的层次。首先，可以倡导回流者将所学技术学以致用，鼓励在乡村创业，实现产业振兴乡村。其次，将回流者纳入乡村基层治理的队伍中来，加入基层党组织与村委会，提高政治素养与治理能力，以更长远的眼光为乡村制定个性化的发展方式。
六、优化人口空间分布
合理的人口分布是指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协调和经济发展保持均衡，而不是仅指人口疏密状态的算术表现形式。人口分布伴随着城市化与工业化的推进而发生变化。人口分布的合理性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人口分布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协调，生产资料较为丰富的区域聚集更多人口，而生产力较低的区域人口密度较低；另一方面是在一定空间内人口规模应当与经济规模协调发展，经济发展是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方式，合理的人口分布应实现人民能较为公平地享受社会发展的成果。
目前，中国相关部门正在编制《全国国土空间规划纲要（2020—2035年）》，这是中国首部“多规合一”的国土空间规划纲要，编制的重点即为科学布局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整体谋划新时代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社会发展始终以人的发展为先导，也以人的发展为目的，人是其发展的推动者，也是成果的享受者。国土空间规划将会是今后优化国土空间的必然方向，其中的城镇空间、农业空间、生态空间的人口空间承载力，代表了区域能够协调发展的人口、资源与环境最大协调能力，也是现阶段城市与区域发展的重要内容。国土空间规划能够推动人口流动并实现人口在城镇空间、农业空间、生态空间的合理分布，实现国土空间科学合理的优化发展。人口均衡分布追求的不是绝对的人口密度的平均，而是结构性的平衡。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人口需求。因此， “十四五”期间在进行人口调控过程中，人口的空间分布问题仍然应着重进行合理布局，人口过多或过少都会对整体经济发展产生影响。
七、 缓解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
中国人口基数大、资源存量大但人均资源占有量少，且资源地域分布不均与人口分布不匹配。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对资源的需求增长加快，对于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利用加剧，产生许多资源与环境问题。中国经济前期的高速增长，一度以资源消耗和能源的低效利用为代价， “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观念与“高投入，低效率，高污染”的粗放发展方式导致严重的资源环境压力。同时，快速的城市化发展导致巨大的水土资源压力，城乡资源环境在巨大的人口压力下趋于脆弱化。
城市化伴随着人口的集聚，人口、资源与环境之间的矛盾逐渐凸显。城市化快速发展对资源环境造成了巨大威胁，导致环境严重污染，水资源匮乏、雾霾天气、土地污染严重与垃圾围城现象频现。近年来城市的污水排放与生活垃圾生产量逐年升高，城市生活污水与工业废水的排放，都在一定程度上对环境造成污染。在城市化推进的过程中，城市功能的完善为城市废水废物处理提供了支持，城市规模作业提高了工作效率、降低了环境投入时间成本。城市的生活垃圾处理能力与污水处理能力在科技的进步与规模效应的共同作用下得到明显提高，城市环境质量改善取得明显成效。2019年污水处理率与生活垃圾处理率达96.8%和99.2%。在“十四五”期间，中国应继续调节人口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着重解决人民生活生产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矛盾，助力可持续发展。
资源是在一定时间与技术条件内可被人类利用的物质量，经济的发展导致资源稀缺性越加突出。随着人类物质生活的丰富，人地关系也趋紧张，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大小取决于人类对资源的消耗水平与方式。资源环境承载力既是供需的平衡问题，又是资源消费的问题，因此资源的节约消耗与集约利用是缓解人口与资源环境矛盾的重中之重。资源节约包括水电碳等生活能源，以及倡导杜绝浪费的消费端节约，而集约利用是以提高效率的方式达到节约资源的目的。首先从宏观上进行空间结构的划分与优化，促使不同空间区域有不同的生产生活分工。继而整合区域内外资源，对资源供给端进行集约利用。最后通过集约的生产生活方式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达到可持续的资源节约效果。
总而言之，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是解决人口与资源环境问题的重要途径， “十四五”期间应继续坚持因地制宜、合理布局的原则，根据各地区的自然条件合理发展产业，对资源进行保护性利用；加强对土地资源与生态资源的管理、建设与保护，寻找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路径，实现人口与资源环境的长足发展。
八、强化家庭功能
随着中国家庭规模的缩小与人口流动导致的家庭内部居住分离，家庭结构逐渐多样化、家庭关系发生改变与家庭观念的变迁，导致了中国家庭功能被弱化。传统的家庭结构已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口转变而产生变化，初婚时间的推迟、生育子女数量的减少、空巢老人、留守妇女儿童与离群索居的青年人，都成为新时代中国面临的重要家庭问题，在“十四五”期间要予以充分关注。
强化家庭功能是“十四五”期间解决中国家庭问题的重点。家庭功能是家庭成员之间的沟通联系与家庭效力的有效性的体现，反映了家庭系统中的关系结构。家庭对维护社会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家庭的生产、生活、生育等功能是社会再生产的基础。因此，应通过强化家庭功能提高家庭发展质量。第一，强化家庭内部联系。紧密联系的家庭结构能够提高家庭稳定性，通过友好的支持政策减少家庭内部的居住分离，通过提高家庭纽带建设的方式增进家庭凝聚力。第二，提高家庭再生产能力，通过政策激励与正向宣传提高生育率。生育率提高将扩大核心家庭的规模，让家庭具备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强化家庭功能。第三，提高家庭社会再生产能力，包括提高家庭健康质量与满足家庭照料需求，综合提高家庭的劳动生产力。第四，稳固家庭结构，当前中国的家庭外部关系具有流动化与网格化的特征，是家庭结构松散化的体现。促进家庭成员的沟通与团聚能够促进家庭的高质量运转并提高家庭发展的可持续性。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社会与人口学院】
（摘自《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022年第2期，原文约 16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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