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名人与文房四宝

本文选自《新华文摘》2023年第5期人物与回忆栏目

作者：唐吟方

文房四宝是个老话题，也是个值得一说再说的话题。很多文章谈过其历史、发展、流变，还有人对笔墨纸砚分门别类做过专门史。本篇不涉常识性知识，只谈一些有趣味的内容。

笔墨纸砚是传统意义上的书房中最起码的配置，这些文具聚焦于“书写”，围绕“传情达意”展开。当然，一个传统书房，除了文房四宝，还要有其他文房用品，如印章、笔筒、笔洗、镇纸、臂搁、笔架、水盂、印泥等。如果是书画家，大概还需要更多具备不同实用功能的毛笔等物。

文房用具的变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同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如果我们去参观生活在20世纪那辈文化人的故居，会发现他们的文房中有挖补修改稿子以及装订用的小工具；如果书房的主人有留学背景，可能还置有英文打字机。这有点像今天文化人的书房，电脑之外，还有扫描仪、打印机等物。

齐白石在书房

千 秋 笔

一部毛笔的改良与演变史，其实是笔工与书写者互为影响的历史。怎么制笔，选用硬毫还是软毫，取决于书写者的体验与反应。有些笔庄生产的好笔，就是与书画家不断交流的成果。故而，物化的毛笔，除了笔工的大量付出，背后也融汇了众多文化人、书画家的智慧与实践，包括对笔的命名与品题。

以素有中国艺坛半壁江山的上海为例，20世纪前50年聚集了众多优秀的笔庄，如光华笔庄、杨振华笔庄、李鼎和笔庄、文华笔庄、屯镇老胡开文笔墨庄、老周虎臣寿记笔庄、老周虎臣锦云氏笔庄、鸿兴笔庄、天宝斋笔庄、老文元笔庄等。有以特色服务著称的，有以生产某种毛笔享誉一时的，各擅胜场，闻名沪滨。

2019年夏天，我在上海笔墨博物馆参观过一个笔墨展，陈列有上海杨振华笔庄给诸多名家定制的名笔。如吴湖帆的“梅景书屋书画笔”、沈尹默的“尹默选颖”、任政的“兰斋选颖”，还有书法家白蕉托杨振华制作的“小何平发颖”，标明“白蕉托杨振华精制”。

展览中还陈列了颇多名家用过的毛笔。如潘天寿喜欢用杨振华的石獾笔，刘海粟常用的有“铁画银钩”与“特制一号”，沈尹默则钟意老周虎臣锦云监制的“三净纯宿羊毫”，马公愚常用之笔有“大鹅”“小鸟叶”“老狼毫小楷”，苏仲翔挥毫的有“特制狼毫大提笔”“三宿羊毫提笔”，钱君匋好用的“精制狼毫小楷”笔锋已全秃，大笔“一号虎啸”则是羊毫。另有赵之谦写魏碑的羊毫，是杭州邵芝岩笔庄所产。林散之喜欢长锋笔，天下闻名，看到实物，亦不如当今书家手中的长锋笔来得夸张。蔡元培亦是长锋羊毫的爱好者。

我还在展览里看到一份1984年上海中国画院出具给上海杨振华笔庄的试笔鉴定书，由此可见笔庄与使用者的频繁互动，业已成为制笔业的传统。文书如下：

上海杨振华出品之豹狼联笔、屏笔、一到三号书画笔：鹿狼毫、小对笔以及小精工大中小兰竹画笔等，迭经书画家唐云、程十发、沈迈士、胡问遂、富华、邵洛羊、郁文华、林学夫、张桂铭、石汀、邱陶丰、陈应华等试用，感到笔之性能优良，刚柔相济，弹性适中，有笔随意转，尖齐圆健的水准，希望今后精益求精，保证质量，以应时需。

而上海书家李天马则以个人的名义出具文书：

上海杨振华笔庄：多年来我一直用宝号所制的狼毫挥翰，其中最满意为豹狼毫，刚柔得中，从心所欲。余如兰竹、写意、熊猫、梅景书屋等均佳。迭蒙宝号制成新品种送来试用，请提意见，具见虚心求精，力争上游，值得表扬！祈望今后一本过去成就，好上加好，满足顾客要求，为祖国文化作出贡献，是祈至祷。

档案与名家毛笔实物同时展陈，扩大了人们的视野。从文书透露的信息来看，制笔虽是一个专门行业，而业态的另一面，却牵系着精神产品的生产者——大批艺术家。

随着制笔业的流水线化与大产业化，今天的毛笔生产数量成倍放大，外观更加漂亮，实用性却弱化了。从前的毛笔塞入笔腔与露在外面的笔毛等长，故笔腰坚挺有力。今天塞入笔腔的笔毛往往极少，加之选毛与制作不细致，毛笔按下便起不来。

中国最好的笔工，早先多出于安徽，后来让位于江西与浙江，上面提到的上海有名的制笔名工周虎臣就是江西临川人。另一半名工则出于浙江湖州善琏，在上海制笔业占有重要地位的李鼎和与杨振华都是善琏人。

墨 磨 人

墨，让化工学者来解释，是炭粉与胶的结合体。对制墨者来说，炭粉与胶的不同配比，加上其他辅助材料，如珍珠、玉屑、龙脑、冰片、麝香等物，则其变化犹如万花筒中的景观，不可方物。而传统工艺中重要的一环，便是“杵”。通过“杵”这道动作，来实现炭粉、胶及其他辅助材料的高度融合。“杵”的次数与物质的融合度有关，故传统的“墨”有直接标明“五百杵墨”的，以显示质量可靠。

此外，墨的纹样等外观形制也是制墨者长期努力的方向。也就是说，除了墨内在的品质外，外观上的审美要求也始终伴随着中国文房产品的演变。从当时对墨的品评“色泽黑润，经久不褪，舔笔不胶，入纸不晕，香味浓郁，落纸如漆”可见一斑。

晚清民国时期，爱墨藏墨的人群颇众，如王仁堪、冯文蔚、景剑泉、翁同龢、爱新觉罗·宝熙、袁励准、盛昱等都是名重一时的藏墨家。启功的先祖盛昱（1850—1899）著有《郁华阁藏簿》，记载他收藏的明墨精品，计22家、56锭。20世纪最有名的古墨收藏家有叶恭绰、张子高、张䌹伯、尹润生。1957年，他们合作刊出《四家藏墨图录》，时人评价：“所辑为叶、尹、二张四家所藏明墨，凡八十三笏，由藏者各为解说附于墨拓之后。明墨颇多精品，但很多为人所不知或未见，得此图录，使人眼界开阔不少。”四家原有续出清墨计划，因叶恭绰事忙，未成。四家之后，藏墨一道逐渐走向式微。藏家的古墨先后捐赠国家博物馆，散落在民间的名墨、古墨日渐稀少。

民国时期，普通人家就很盛行墨盒，既实用又方便携带，在生活里十分常见。京津沪的文具业作坊从事墨盒生产，喜好延请著名书画家创作墨盒图案，借名人的社会影响力推广文具。姚华、陈师曾、齐白石等都为墨盒创作过图案，为现当代文房史留下了可圈可点的一页。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上海生产了许多结合时事的新品墨，在当代制墨史上值得一提。当时老墨工们还健在，生产了许多新品种，常常不惜工本，精益求精。其中，墨模烙有强烈的时代痕迹。如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星星之火”墨、纪念红旗渠修成的“红旗渠”墨、纪念成昆铁路落成的“一线天桥”墨、“奋发图强”墨、纪念万吨水压机建成的“自力更生”墨、纪念长征的系列套墨“长征”墨、“更喜岷山”墨、“金沙水拍”墨、“万水千山”墨等。

上海制墨业工人把历史事件刻录在产品上，使得文具也成为一面折射历史的镜子。20世纪80年代，上海墨厂也承担着制作国礼的任务，如专为出访定制的“沁园春”墨、“鉴真像”墨、“大雪压青松”墨、“雨中岚山”墨等，充满了时代元素。这些是当时墨品中的精品，数量少，制作精，代表了上海制墨业的最高水准。有横竖大小多款的“鲁迅诗”墨亦是经典款，已成为墨品爱好者重点搜求的对象。

纸 君 子

在纸的诸多话题中，笺纸与文人稿纸故事多，最容易被演绎，备受关注。

据文史掌故作家郑逸梅先生统计，他接触到的各种笺纸不下数百种。生活在江浙沪的大小文人，都喜欢自印笺纸。一枚做足文章的笺纸，和平日使用的印章、砚台、臂搁、折扇等文房用品相同，被赋予铭记的功能，表达某种志趣寄托，也是伸张个性的表现。20世纪出现的品种繁多的笺式与笺样，有些是上千年笺史中难得的佳章。

不光老派文人爱笺纸，即便是五四运动后的新式知识分子也深喜笺纸。徐志摩留学英国时，想采办一点具有中国情调的礼品送给西方朋友，想来想去，最后选择了笺纸作礼物。当然是他觉得中国的笺纸代表了中国文化人的志趣，具有明显的东方特色。

再早的老派文人，如俞樾在《春在堂杂著》中收录了“曲园墨戏”，即他设计的一些笺样。如“万卷书”笺，题记曰“余书室中积书如堵，此颇肖之。界前后为二，但尚未画其曲折耳”，“曲园写竹”笺则题记曰“写此制笺，以报平安”，略见这位晚清国学家治学闲暇的闲情之寄。后来，俞樾设计的这些笺样都被刻成木版，制成笺纸。他流传下来的书信，不少即书于这类笺纸上。几十年后，他的曾孙俞平伯拿曲园笺求名家写字，为笺史留下了一段辉映前后的佳话。我曾见过中国早期留学生、获得法国巴黎大学文学博士的张天方（1887—1966）自印的“眼前春意”笺、“天凤吟”笺，借笺纸记录一个知识分子忧时感事的心情。

在文人才情的催发下，笺纸的诞生往往有出人意外的合作。南社社员高吹万与丰子恺合作的诗画笺就是其一。高自题一联：“鸡抚群雏争护母，猫生一子宛如娘。”丰在联句右边绘一只母猫，正在为幼猫哺乳；左边牝鸡欲行，十只雏鸡齐偎腹下。

为了纪念画家陈小翠，施蛰存曾专门托人印制陈的山水画笺。1993年，女作家赵清阁年届八十，施蛰存又为赵谋印画笺，作为她的寿辰纪念。郑逸梅九十大寿时，上海一些文艺家为这位高寿作家做了一枚梅笺，纪念郑老漫长的从文生涯。这可能是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出现最早的一枚私人印的纪念笺，尽管为当时印刷条件所限，不那么精致，在新时期笺史上，这枚有六位文人具名的梅笺仍被珍视。与我有交往的周退密老人用过一种“种瓜轩自印”笺，出自林散之挚友邵子退的孙子邵川之手，笺上印有铜镜拓片，品题墨迹则出自退老之手。

各地都有名笺出产，如成都的薛涛笺、南京的十竹斋笺、北京的荣宝斋笺、上海的朵云轩笺、天津的杨柳青画笺等，各有特色。由于鲁迅参与《北平笺谱》的编选出版，引发后来荣宝斋推出一系列新制笺，可谓笺史上的一抹亮色。时代使然，后来的笺纸，无论是制作工艺，还是图案、雕版，都无法与前人抗衡。

鲁迅致郑振铎信使用的画笺

文人之所以重视稿纸，无非它是另一种形式的“尺牍书疏，千里面目”。施蛰存对文房用品的要求很高，20世纪80年代，他写信给香港文人古剑，指明“信纸是高倬云女士送我，她为我设计印刷印了250张，今天用第一张给你写信”，“我还希望有一二包好用信纸、信封，寄外国信用”。散文家黄裳也喜欢用有品质的稿纸，他写给古剑的信，也涉买稿纸事：“托你买一些稿纸（商务印书馆有售，薄型纸‘我的稿纸’），买四五本即可，挂号寄下，用费由稿费扣。”

就我经历过的，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北京的文具店里出售一种由北京电车公司印刷厂监制的轻型纸400字横格稿纸，许多文人都用。稿纸虽不美观，亦不有名，却因缘际会，在电脑敲字流行前，赶上了最后一波手写稿件的潮流。眼下拍卖会遇到的名人手稿，常写在这种稿纸上。一种再普通不过的稿纸，因一批名人们的书写，进入了历史。

砚 可 史

砚台位列文房四宝之末，若论其存在的意义，有些文人认为应置文房之首。宋苏易简说：“四宝砚为首，笔墨兼纸，皆可随时取索，可终身与俱者，唯砚而已。”陈继儒说：“文人之有砚，犹美人之有镜也，一生之中，最相亲傍。”金农持相同的看法，他在《冬心斋砚铭》说：“毕世相守，尊如严师，密如挚友，宝如球璧琬琰，护如头目脑髓者，唯砚为然，墨次之，笔与纸又次之。”推重之意，溢于言表。

在文房四宝中，砚台的功能在整个书写活动中只起辅助作用，它要与墨配合，加以研磨，才能生成墨汁。但就形质而言，它是独立的器具，又坚如金石，具有不易磨损的特点。中国文人素来喜欢在器物上作铭文，表达权属、寄托、赠受及由物及人的情感，满足借物托意的情绪表达。在文房四宝中，唯独砚具备这样的条件，那么它受文人青睐，也算与物相符。

在社会活动中，砚常常被文人当作赠受之物，是友谊的象征，也是感情交流的媒介，当然也是特殊的纪念品。千百年来，它的使用也被赋予各种各样的意义，最终成为带有文化属性的雅物。齐白石得到湘潭老乡毛泽东主席的诸多关照，出于感激，除送字画印章外，特拣出一方湖南地方青石砚相赠。齐白石曾在砚台上刻铭：“此真老空石也，是吾子孙不得与人，乙酉八十九岁，齐白石记于京华铁栅屋。”后来，齐白石持此砚再作铭赠给毛主席，可见对其非常敬重，才肯以传家之物相赠。铭中“老空石”是湖南口音的“老坑石”。

据人物画家方增先回忆，他曾获赠同门师兄曹简楼送的一方砂砚，是师爷吴昌硕晚年定制的，此砚比巴掌略大，适合于随身携带。他们都是吴门再传弟子，因此送此砚有非同一般的纪念意义。花鸟画家卢坤峰经常出入方的画室，对砂砚爱不释手，方遂以此砚赠卢。老师王个簃（音yí）得知后，嗔怪学生不该把那么珍贵的纪念物送人，此亦见砚台在师徒传承中的象征意义。王个簃自己就曾以“还砚楼”命名画室。

老一辈文化人承袭传统流风，以砚祝寿。赵朴初的遗藏中有一方端砚，是赵朴初85岁生日时，92岁的冰心所赠，赵朴初当即赋诗答谢。砚台，表达了对老朋友的美好祝愿，也定格了两位当代名人的深情厚谊。

赵朴初一生砚缘深厚，除传统的四大名砚外，改革开放后各地新开发的砚台，他几乎都作了题名与品题。可以说，他是当代砚史上品评题名最多的一位名流，新时期的砚台发展，与其深度参与有关，可谓功不可没。

在当代制砚史上，上海仍是不能不提及的地方。如上海博物馆的徐孝穆，他不是专业的制砚家，却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与海派名家合作，留下了一批带着海派印记的书画砚，填补了这一时期艺术砚的空白。到了20世纪70年代，新四军老战士、老干部白书章忽然迷上砚台，自学琢砚，请老画家唐云、谢稚柳、陆俨少、关良等设计画稿，自己刊刻上石。虽然只为自己夫人与少数好友所作，由于图案设计者皆一时名家，加上白书章长期受书画家熏陶，趣味不弱，得到名家的盛赞，属于当时的一匹黑马。白书章的意外出现，为当代砚史写下了难能可贵的一笔。

当代砚史中的铭刻，多数属于私人性质。我见到过的唯一一件公众铭刻，是西泠印社60周年纪念大会时，与会社员在一方砚台的砚背依次刻下自己的名字，以纪念这次后来被研究者称为西泠复兴的“中兴”之会。这是西泠印社珍贵的社史资料。

（摘自《同舟共进》2022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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