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2022年第8期|姓氏与合作：乡村振兴战略下的公共品供给

中国是一个小农国家，如何实现农村公共品供给与分散小农需求的有效对接是学界和政策制定者共同关心的核心问题。公共品供给不仅需要通过及时反馈村民日益分化的公共品需求，形成供给和需求的有效对接，还需要通过降低协调成本，解决村民搭便车行为。自2003年中国税费改革以来，政府提供公共品的规模不断扩大，质量不断提高，然而基层村社组织往往因为分散的小农生产方式难以解决供给和需求的有效对接以及少数人搭便车等村级治理问题，出现公共设施和服务难以有效、公平地满足村民生产生活需求的困境。在此背景下，作为与农户直接对接的村社组织如何解决农村公共品供给的难题，不断提高农村公共品供给的规模、质量和效率，对实现“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基于较全面的具有独特优势的中国村庄调查数据，考察村庄选举制度和姓氏血缘网络的互补关系对村庄公共品供给的影响和机制。研究发现，在前两大姓氏都有祠堂或家谱的村庄中，选举引入增加了公共品投资水平，而在其他姓氏网络类型的村庄中，选举的作用并不明显。机制检验发现，正式选举制度提供了前两大姓氏网络在公共事务上的合作契机。也就是说，在选举引入后，具有祠堂或家谱的前两大姓氏更愿意在公共事务上合作沟通，发动村民为公共品投资项目缴费。换言之，这种具有组织性的前两大姓氏网络发挥的协调功能对正式选举制度的治理效果起到了补充作用。

本文的边际贡献为：（1）从最新的大规模村庄调查数据出发，本文揭示了选举制度对村庄基础设施或公共服务供给有促进作用，非正式制度起到了补充作用，从而使得正式制度在乡土文化结合背景下的治理效果更好，这为正式制度和文化补充关系的研究提供了一个代表性的中国案例。（2）以往研究关注大姓网络规模如何影响选举对公共品供给的作用，忽视了大姓网络结构的影响（特别是普遍存在两个大姓的情形）。此外，作用机制讨论也集中于集体行动机制，然而在分化的情况下，集体行动理论可能失效。与之不同，本文发现，即使在分化的情况下，当前两个大姓都具有组织性比如祠堂或家谱时，他们也可能在公共事务上发挥协调和凝聚功能，从而为选举制度促进公共品供给起到辅助作用。

这一基础研究的实践启示在于，建设与分散小农有效对接的公共品供给机制是乡村善治的关键命题。村社组织是国家和农户对接最基层的一级组织，可持续和高效率的公共品供给离不开政府的引导和支持，而以姓氏网络为代表的乡土文化能降低协调成本，二者协同有助于实现公共品供给与分散小农的高效对接。也就是说，正式选举制度提高了村社组织的工作能力和尽责意识，姓氏网络具有沟通协调的便利和调动村民积极性的优势，村社组织可以尝试依托当地乡土文化和其姓氏网络特点来提高公共品供给效率，在公共品供给领域采取“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的合作模式，诸如“政府出资、村民出力”和“民办公助”等模式，从而使正式制度在公共品供给领域的治理效果更好。 

（作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