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不一样的社会观察” | 活动回顾

2022年4月23日，由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严飞、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田丰两位社会学家作为发起人，新经典·琥珀联合《人物》、小鸟文学、腾讯谷雨、澎湃新闻、网易人间等媒体共同举办的第二季“不一样的社会观察”恳谈会圆满落下帷幕。

恳谈会以“城市与地方书写”、“打工人困境”、“性与亲密关系”等为主题展开了激烈讨论，既让人感受到历史的纵深，也有最灼热的关于时代当下的思考。严飞老师在开场致辞时提到，尽管大家来自不同的背景，分享了不同的主题，拥有不同的立场，但是大家有一个相同的地方就是，都是去关注普通人的声音，去讲述一个完整的动人的故事。这也是“不一样的社会观察”的初心。

在活动现场，我们也感受到了观众们对于社会观察的热情，既有哲学大咖狂飙德语，贡献自己关于技术的思考，也有人为讲者的真挚泪洒当场，直夸演讲者是“人世间的珍珠”。

目前，我们已联系部分优秀作品提供签约出版机会，也将投稿中的优秀作品推荐给网易人间、小鸟文学等媒体。第三季“不一样的社会观察”将在明年继续进行，敬请各位持续关注。

接下来，我们精编了各位嘉宾的会议发言，发布如下：

（按发言顺序）

宋念申

芝加哥大学历史系博士，现任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教授。曾任美国马里兰大学巴尔的摩郡分校助理教授、副教授（终身职）。近期研究兴趣，包括区域及全球史视角下的中国近现代史、边疆与民族、东亚史、城市、历史地理等。出版专著Making Borders in Modern East Asia: the Tumen River Demarcations, 1881-1919、《发现东亚》（获文景历史写作奖十强）。

发言题目：

沈阳西塔：一个东北社区的三个半世纪

精彩回顾：

沈阳从清代才开始成为重要的关外城市。它在长城以外，但是它的位置处于内亚和东亚的交界点，在辽河平原。我研究的西塔地区在现在沈阳市中心，两条铁路交会点的位置。

从雍正朝开始，这个地方被赋予不同的空间意义和空间想象。西塔的空间意义不是一个社区，而是佛教网络里面的一个环节。沈阳作为清代藏传佛教的一个节点，连接更宏大的空间，清代逐渐建立起对整个内亚地区佛教系统的管制。这个系统以北京为中心建立，辐射五台山、热河、库仑等，一直到拉萨、日喀则。所以，沈阳佛寺系统非常独特，它由政治需要而建立，不仅是宗教系统，而且是官僚系统。

西塔附近的三洞桥也是两条铁路主干线的交点。一条是日本掌握的南满铁路，网络一直连到朝鲜，另一条是京奉线，从北京前门火车站一直到奉天。这两条主干路以及整个铁路网络构成东北近代工业化城市化的基础。满铁的奉天驿是典型的日式建筑，京奉线的辽宁总站则是中国第一代留学回国的建筑大师杨廷宝主持设计的第一个建筑。两个火车站建筑的不同风格也体现着这里的现代化竞争的激烈程度。整个沈阳的城市布局，也围绕这个竞争展开。20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40年代，沈阳成为日本东亚城市建设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许多朝鲜人也沿着铁路线北上，来到奉天。

在90年代，沈阳经历了改制，大量工厂倒闭，工人下岗。西塔是铁西区、和平区、皇姑区的交界。在铁西区民生凋敝的时候，西塔却突然兴盛起来，变成一个非常繁华的娱乐消费区。因为这里吸引了韩国的投资，地球上很少有这样的地方，朝鲜的商店和韩国的商店并列在一起，极为繁华。

西塔空间就像瓦格纳歌剧《帕西法尔》里一句著名的台词：“在这里时间变成了空间。”从西塔这个微观空间里，我们能看到中国以及整个东亚世界在长时段的演变。时间层层叠加，我们把它一点点撕开，看到它里面不同的空间意义和社会连接。

严飞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副系主任、博士生导师，研究兴趣集中在历史社会学、政治社会学、城市文化与治理，曾求学于牛津大学、斯坦福大学，著有《穿透：像社会学家一样思考》《学问的冒险》《城市的张望》《我要的香港》等著作。

发言题目：

春熙路：流动、秩序与命运

精彩回顾：

对于我来讲，我自己特别关注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在动荡的历史变迁的宏大脉络之下，看历史是如何不断地翻折、迭代，展现出历史的波澜壮阔。但是如何去展现推演历史的波澜壮阔，这就涉及第二个层面的问题。我最终想要展现的是一个宏大的历史变迁，但是我不是用宏大的国家历史叙事去写这个话题，而是从微观的、具象的、片断式的个体的生命故事、普通人的生命历程、家庭的历程，去描绘这样一种变化。

1924年四川军阀杨森把成都两大商业街东大街和北面的商业场连在一起变成春熙路。20世纪30、40年代，春熙路进入民国时期的全盛时期，成为全四川的商业和消费中心。1949年以后这里出现非常重要的转折，开始进行公私合营和社会主义工业改造，这时候宏大的政治叙事不断深入到街道和商铺管理运作当中。1966-1976年“文革”十年动荡时期，春熙路正式改名。四川两个主要派系——“826”和红成派在这里产生剧烈的红卫兵运动和派系斗争。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春熙路经历市政改造和翻新，并且和周围街区连在一起成为今天成都城市文化和旅游标志，和北京的王府井、上海的南京路这样一些街道，一起成为了著名的城市标志性的商业街。

作为商业街，春熙路的历史承载着成都都市商品经济和消费文化的演变。但除了城市空间以外，春熙路还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汇聚场所。民国时发生的事情、20世纪50年代公私合营社会主义改造时发生的事情，以及文革十年动荡期间发生的诸多事件，这样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以及历史呼啸的声音汇聚在春熙路，我们最终的聚焦点会选择几个大的家族，去描绘他们背后的动迁和变化。

写作春熙路的原因是我自己就是成都人，所以我把项飙“以自己为方法”作为重要的理论指导，我的外公和外婆住在春熙路，我会由他们的故事写出自己的家族历史故事，而且会选择几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包括，民国时期军阀混战、公私合营、动荡的文革十年时期、改革开放以后整个消费场域的不断兴起等。

伊险峰

出生于辽宁海丰张。人生第一份工作是在沈阳铁路局，之后大部分时间都在做媒体，2008年创办《第一财经周刊》，2014年创办“好奇心日报”，也写东西。

发言题目：

上海路口：沪上闹市区的田野调查

精彩回顾：

长乐路的特殊之处在于多样性。选择长乐路，是探讨上海之所以是上海的理由。爱德华·O.威尔逊说，热带雨林以 6% 的面积聚集了地球上一多半的物种，“在雨林中工作的博物学家都知道和经常谈论的一条规则就是，刹那之间展现在你眼前的动植物物种可能在那一天、那一周甚至那一年都不会再次看到”。长乐路是上海这个城市的亚马逊。

选择长乐路，最直接的原因是办公室在这里，有足够的时间观察、采访。

六条街，田字格，九个路口：具体选择是大体以长乐路和襄阳北路交叉口为中心。四个方向各走一个街区，形成一个田字格。南到新乐路，东到陕西南路，北到巨鹿路，西到富民路。从东到西大约 600 米，南北大约 400 米，整体应该在 0.25平方公里左右。附近也很有趣，所以偶尔会溢出到进贤路、东湖路、延庆路或巨鹿路和延安高架之间的四明邨等。

这本书希望以空间来写时间，为2021年的上海一个闹市区做一个切片式的观察，记录一种消失中的生活方式。虽然本书观照的内容是一个繁忙热闹的城市中心，但文字将呈现一种博物的、自然的、景观的古典优雅，与蒙田、梭罗式的平静。它由十几个人的故事、六条街的档案式商业形态记录和若干思考组成。

思考的关键词：记录与档案、生意、开放、自由、文明、社会化组织、共存。

它的时间切面从2021年5月到2022年5月。这期间，经历了迪士尼的焰火，爱情神话，四月封城。我们罕见地近距离观测到了文明与愚昧在21世纪的冲突。

路明

写作者，大学教师，上海市作家协会理事，著有《名字和名字刻在一起》《出小镇记》。

发言题目：

上海工人社区的消逝——定海桥往事

精彩回顾：

我写的是上海工人社区，靠近黄浦江，在杨浦区。上海人想到杨浦工业区，总是蛮荒偏远的印象。现在一些老上海人特别诧异的是，现在杨浦区附近这块地方，比如平凉路以北这些地方的新房开盘都要到11万、12万左右。我写的工人社区像一块被包围的洼地，它离拆迁已经很近了，附近都是均价10万以上的商业楼盘，这块地方属于低密度的生活社区，它的消失是很必然的事情。

我关注449弄，因为这在我看来，是另外一个上海，也是我三十岁以后才了解的一个上海。上海不只是咖啡馆、梧桐树、小马路，或者大家熟悉的一些工人新村、老公房之类，上海还有阳刚、粗犷的一面。比如，这条弄堂（449弄），我称为是上海最生猛的一条弄堂。

这里总户数有一千多户，但有各个方面的人才。劳模里面有黄宝妹，谢晋拍了一部电影《黄宝妹》，主演就是她自己。政治方面有王洪文，也住在这条弄堂里，当时是国棉十七厂的保卫科干事。球员，足球也是很重要的文化，张宏根是五十年代中国的头号球星。足球文化是跟随西方工业一起传到上海的，当时杨浦区的样子有点像工业革命之后的利物浦和曼彻斯特。有很多工人参与进来，足球成为非常狂热的运动。商人的话，一个是周正毅，一个是刘根山。他们一个开馄饨店，一个开杂货铺，后来相继成为上海首富，也相继入狱。这里还有流氓，449弄堂在很多老一辈上海人眼里就是个流氓窟。

现在在定海桥的整个拆迁过程也是非常漫长和精彩的。我在上海住了几十年才知道，在我的视野之外，主流媒体的叙述之外，还有另一个上海。这个上海从来都是存在的。比如一些工厂文化，一些早期的商业文明与契约意识，其实跟上海开埠后的特殊地位有关系。

蔡艳君

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研究员，从事韧性社区、东南亚城市治理、包容性发展等领域的研究。广州城中村女孩，热爱寻觅各个城市边角处的市井况味，挖掘每个地区最动人的酒精和最具灵魂的食堂。

发言题目：

我们都是城中村女孩

精彩回顾：

我这本书的中心人物或者主体并没有很确定，但在受访的这些对象里面，她们的人生经历给我非常大的启发，也具有非常高的文学可读性。可能她是一个柬埔寨的神婆，供奉中国的祖先，在道旁为自己社区土地运动抗争祈祷，看到我们就说我给你算命吧，但她算的时候说的是你好美、你好漂亮，是这样一个神婆。或者是我在马尼拉认识的女大学生，她作为我的研究助理，一直跟进我在马尼拉社区会议的进展，有一天我带她去镇上一个很小的泰国餐厅，我请她吃鸡肉三明治，我买单走出餐厅以后她告诉我，这是读酒店管理的她，二十一年来第一次在餐厅用餐。或者是仰光唐人街市场的穆斯林小妹，她夜以继日地贩卖酸奶始终呈现出非常明媚的微笑，让我觉得非常诧异。或者是通过洗衣服相依为命的缅甸阿姨，或者从小辍学的广州舞狮师奶——因为她是女孩，所以她在初三时辍学了；但她没有任何的兄弟，她爸爸执意要把双刀技艺传给她，后来她更是自学舞狮成为舞狮队伍中核心。或者在广州摆摊卖非常正宗的马蹄爽，为儿子的赌债卖掉六套房子，但是时不时也一个人去喝茶的广州阿婆。这些女性群像的叙事跟故事，给我自己的学术研究带来不一样的光芒。

我们无论在学界，还是身处的专业环境里，知识制造可能被非常量化的模型、专家导向的知识产品所主导。所以我希望通过情绪认知和个人叙事来呈现知识制造的可能性，希望有这样一种可能，在强大的秩序跟算法笼罩之下，能看到这些平凡的人、平凡的光芒，他们活着的每一天、每一刻，他们呈现的那种柔软、坚强跟韧性，都让我深受启发。

游天龙

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社会学副教授，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社会学博士，霍夫斯塔大学法律博士，从事国际移民、华人华侨、美国移民、边境研究、美国研究等领域的研究，是《信睿电台》旗下伪学术向国际移民研究播客栏目“游移不定”的主理人，偶尔偷偷写写非虚构故事。

发言题目：

“下海经商”和“上学求教”：沙海弄潮的义乌儒商

精彩回顾：

我想用刘文胜和马文斌两个人的经历来折射一个相对比较大的问题，就是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是如何形成的。

义乌是浙江金华市下面的一个县级市，但却生产了全世界70%的小商品，号称“小商品之都”，从电商规模来讲，义乌的规模仅次于北上广深杭这些超一线的城市。而如果从跨境电商规模来说，它仅次于深圳。因为去年全球的供应链危机，义乌的圣诞制品运不到美国，导致美国人民的圣诞节都过得寒酸了很多。去年是运不到，今年是运不出去，所以我猜美国人民今年的圣诞节估计也不好过。

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特别是经历了前30年的艰难探索，重新建立起市场这套机制，其实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这不是说政府修一个市场或修一条路就可以了，也需要一个个勇敢的个体，顶着“投机倒把”——当年这个“口袋罪”的罪名，和地方上很多游移不定的保守僵化的思维做斗争，这些地方政府闯出一条血路，敢开风气，才有了今天这一番模样。

义乌的商贸市场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都是这种很偶然的契机，甚至是国际形势这种大的变化让这两个人把握到了机会，让他们这种嗅觉比较敏锐的商人促成了义乌的发展。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市场的建设者，我们应该为我们自己感到自豪。

丁瑜

香港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行政系博士，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副教授，中山大学MSW教育中心副主任。研究兴趣及专长为性别研究、妇女社会工作、医学人文与医务社会工作，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论文20余篇。著有《她身之欲：珠三角流动人口社群特殊职业研究》。

发言题目：

虚拟恋人

精彩回顾：

首先我对“虚拟”这个概念有一些想法，我就想虚拟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里面涉及定义性的问题，虚拟恋人是谁？虚拟了谁？谁成为了虚拟恋人？谁又会喜欢虚拟恋人？现在大家都在谈元宇宙的概念，我觉得“人是什么”这个概念本身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很喜欢哈拉维的一句话，就是“赛博格是我们的本体论”。我们觉得赛博格可能已经成真了，所有的社会关系的起源都已经彻底改变了。我们将进入一个界限异常模糊、甚至没有界限的世界。

为了了解Z世代，我做了一个问卷调查，核心的问题就是年轻人还需不需要恋爱和婚姻？这个调查对象中一共有54.8%的受访者对于结婚持不确定的态度，要么就是不愿意结婚，要么就是觉得无所谓、顺其自然、有就有，没有拉倒。有四成的人是不想生育的。

把恋爱跟婚姻进行一个对比，明确表示自己不想谈恋爱的人只有9%，明确表示不想结婚的人反倒有18%。可能简单来说的话，年轻人大抵还是愿意恋爱的，但是对结婚的态度显得比较冷，可以说是“婚冷恋热”。

为什么年轻人期待恋爱，却不想要婚姻呢？有超过60%的人是受到一些负面社会事件的影响，而其女性的比例高于男性。有差不多51%的人是因为不想生育，所以就不想踏入婚姻。明确表示愿意结婚的人当中，丁克的人占10%。有15%的年轻人是坚定的不婚不育的，  这给我们的启发也许是，如果想要提高生育率，仅从放宽生育政策入手的话，似乎并不会激发年轻一代的生育热情，如何保护婚内女性的安全可能才是未来之重。但对于年轻人来说，生育和恋爱，这两个东西都没有丧失正当性，但是结婚的正当性的确在被逐渐消解。

现在年轻一代对于自我发展的优先级别是高于对恋爱的追求的，可能大家认为只有更好的我才更值得被爱，或者是说投资自己是永远不吃亏的。恋爱的正当性并未失去，但是更多的是作为自我发展以外的情感充实的途径，它不具有必需性。但是婚姻的正当性还是在经历动摇，如果生育能够跟婚姻剥离的话，年轻一代可能也能展示出不低的热情。

其实青年人对于虚恋的态度是矛盾和纠结的，不少人认为虚拟感情的服务走向了套路化的商业模式，缺少一些真实感。但是也有一些人认为虚恋不需要全身心投入，这个特点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体现了年轻人在亲密关系中对拥有自我空间的需求。他们更多将恋爱作为一种体验，将亲密关系和责任的束缚解绑，能够随时随地提供陪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它能够填充大家碎片化的时间。

郑广怀

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社会工作系主任，博士生导师，副院长，兼任全国社会工作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农民工与数字劳动、公益慈善与社会组织、基层社会治理等研究。

分享题目：

从弱势群体到公益种子：农村困境女性的赋能和乡村公共价值的重建

精彩回顾：

很多农村困境女性自从做了养老护理以后，自己的精神面貌等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升。另外她们对护理员工作的理解也很有趣，她们不但把它理解为是一个工作，还认为这是一个身份和一种责任。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发现养老护理员做的事情对于她们自己，对于她们服务的对象老人，对于村庄和国家层面其实都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我们目前最关心的就是养老护理员本身，她们得到了非常大的改变，而且提升了她们的自信心和话语权，她们也把善行通过言传身教的方式传给了子女。

更重要的是，这在村庄里引领了一种风尚，一方面，村庄里面的那种互助和自助行为得到了发扬，另外她们的善行也得到了广泛的称赞，并且村民在这些女性的感染下开始关注公共事务。另外从国家层面讲，这也促进了以人为中心的价值理念在农村落地，激发了农村留守人员投身到现在正在进行的乡村振兴这件事情中。

简单来说，我们可以把这个模式理解为乡村公共价值的生成路径，她们本来是困难群体，自己的问题都很难解决，但是因为这个契机，借助养老政策对她们赋权，最终在困境女性、服务对象、村庄和国家层面产生了重要的乡村公共价值。

张赛

河南人，是两个孩子的爸爸。17岁开始打工，今年是第18年。

发言题目：

一个工人决定去做更多

精彩回顾：

我初中毕业以后，我的同学都去上高中了，我就去工厂了。但是我内心是非常骄傲的，因为我当时的想法是你们上高中，你们的课本是教育部定的，可是我的课本我可以自己定。哥们儿我不上高中，我直接上的是社会大学。

我只想跟书里面的人说话，因为我喜欢徐志摩的诗，知道那些才女，林徽因、陆小曼，我就想遇到自己的林徽因和陆小曼，可是我打了18年的工，不要说林徽因、陆小曼，我就连一个爱看书的女工都没有碰到过。

现在回想的话，我周围那么多年轻人，那么多故事，我从来都没有融入过他们，我就是一个怪物。可是我那时候觉得他们是怪物，我完全漠视周围的人。

有一天晚上下班的时候路过一堵白墙，我觉得它好白啊，路灯打到我脸上，我的影子打到白墙上，我就发现原来我是墙上唯一的泥巴。

我从那时才重新开始写作，重新读书，我愿意记录身边的人，而且进一步想尝试对话，我不满足于只看到三维的世界，我还想看到更丰富的世界。我想把采访作为方法，我想跟周围人对话，借他们的眼睛来观察这个世界。为什么我要做这些呢？因为我是一个普通人，我绞尽脑汁，想让平凡的世界伟大。谢谢大家！

许友君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社会学博士候选人。研究兴趣及专长为文化社会学、劳动社会学与城镇化，具体关注非稳定就业劳动者、照护劳动、农民工、城乡空间与话语研究等。

发言题目：

讨价还价的育儿嫂

精彩回顾：

我在田野调查中参与到育儿嫂们的闲聊中,也常能听到她们受“虐待”的故事和无数委屈抱怨。但另一方面,雇主和中介对育儿嫂“强势”“挑”的评价也不鲜见，家政市场的现状是“找好阿姨比找好老公难”，在照护需求大于供给的市场上，育儿嫂占据着优势市场地位。

上海家政市场的高薪资吸引着背负巨大经济压力的女性进入行业，她们或是被迫孤身漂泊的离异者，或是曾经风光而今没落的老板，又或是背下儿子婚房房贷的母亲。虽然在育儿嫂的认知中，“在别人家带孩子”的工作通常不太光彩，但门槛低、工资诱人的特点又使这份工作成为最优的选择。育儿嫂们常带着复杂的矛盾心情选择了这样一份让她们既“感恩”但又“不愿意”从事的工作。在外坚持、独自赚钱养家的经历塑造了她们要强的个性，这帮助着她们在应对雇佣关系中的难题时能够延续着自身风格、主动应对。

育儿嫂讨价还价的能力展现在她们进入行业的全过程之中。上海的家政市场上相互竞争的中介公司数量繁多，中介公司竞争客观上增加了育儿嫂们选择的机会和流动的可能。育儿嫂在上单之前其实拥有较大的选择权，而在服务雇主过程中，育儿嫂会通过闲言碎语等“弱者的武器”就工作服务的内容和工资，迂回曲折地与雇主协商。假如双方没有协商成功，育儿嫂还会通过“用脚投票”的方式进一步协商谈判，这一方式更多导向她们主动选择中断雇佣关系。

刘楠

中国传媒大学教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国家公派留学联合培养博士。曾任央视《社会记录》《新闻调查》记者，《新闻1+1》创刊人、主编，搜狐网新闻视频部高级主编、腾讯谷雨撰稿人等。曾获范敬宜新闻教育奖等。已出版《寻找白岩松》等三本著作。

发言题目：

回血：一个边境村庄的十年疗愈

精彩回顾：

《回血：一个边境村庄的十年疗愈》，标题没有用“砍手党”村这个似乎更吸引人的说法，原因是这个称呼是种污名化的话语。时代在发展，乡村振兴在推进。村庄不是新闻消费的灰烬，村民共同体也在维护秩序、重建名声。

广西温江村，我跟踪了十年。这个离中越边境30公里，3000多人的村子，从2004—2011年陆续有100多人因在广东抢劫被抓。砍人手抢手机、团伙犯罪、非法买卖枪支，相似的轨迹是辍学、打工、辞工、团伙抢劫。“砍手党村”的报道曾轰动全国。十年间，我还多次去温江人聚集的深圳宝安区采访打工人。对我，这不仅是一个新闻故事，也是有社会视角，包括个人生命视角的十年观察历程。

2011年，我在央视《新闻调查》报道了《温江村的噩梦》节目。2016年，我回访写了《广西"砍手党"村：服刑者出狱救赎下一代 回归种植》。2021年夏天，我兑现了和老村支书相约十年再见的承诺，温江村已全部脱贫，但是依然列为脱贫不稳定村。我和村干部一起写文案，申请到腾讯公益项目扶持。这让我参与到村庄的建设中，除了记者、学者身份，有时我还会扮演中间协调者的角色，成为村干部和出狱村民沟通的人物，打开一些心结。

《回血》的标题，借鉴卡波特非虚构作品《冷血》，卡波特用六年跟踪一起凶杀案，还原了罪犯的成长经历和复杂心理。十年里我跟温江村一直保持联系，像是一种互相嵌入，见证了温江村的疗伤、回血故事。我希望在历史变迁坐标轴与文化阐释视角中，从乡村教育、城乡关系，基层治理等角度，记录后续乡村的脱贫攻坚故事，尤其是独家呈现“黑头目”们的心路历程。由此打破村庄衰败叙事的单一化呈现，挖掘新闻漩涡后村庄的回血活力，展示村民的韧性、主体性、反思性。

杜强

媒体人、非虚构作者。曾获得2019年瑞士“全球真实故事奖”、“人民文学之星”等，代表作品《太平洋大逃杀》《废物俱乐部》。

发言题目：

郑州断网与互联网技术塑造的新秩序

精彩回顾：

这次分享关于“郑州断网断电”，我的一些想法。去年7月20、21日，郑州有非常严重的大水。我们去了之后，本来想做常规报道，却发现一个更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这个城市的网络突然断了。我当时写了一篇文章叫《灾后郑州：当一座都市忽然失去互联网》，里面有一个话，就是我刚才讲的第一个感受，就是“这次突然断网，把郑州这样一个1600万人口的城市变成一个现场”。我们大家都经历过断水、断电或者其他的生活基础设施的突然的垮掉，但是互联网这个事情还没有。

我出了郑州东站，发现整个城市已经瘫掉了。你发现，没有手机上的各种APP，人和人原先最基础的服务、最基础的交易已经无法达成了。我当时就想，二战后德国经济崩溃的时候，大家拿什么交换，发现香烟是非常好用的，因为一整条，有一包，还能分成根，易于切割，不变质，还有很恒定的使用价值。所以，今后出现大的灾难的时候，除了囤黄金、现金，建议大家也囤点烟，比什么东西都好用。大家现在所能够想象的日常使用的所有服务都没有，包括美团外卖，还有高德。我当时就写，“在北京，或者在郑州以外的城市的人，完全无法想象”。那个脑子的通路已经是不通的，思考的链条接不上，说其实这块没网，这个都是没用的。美团给我们发了一个短信，现在共渡水灾，所有美团单车骑行是免费的。当时最大的问题是扫码扫不开，根本不是我还要花钱1块还是1.5块，每一步细小的麻烦大家已经想象不到了，当你不设身处地在里面，脑子已经转不过来了。

在这个事情之后，我有一个想法，就是互联网科技发达之后，城市居民已经习惯了由它塑造出来的秩序。这是很好的事情，但是与此同时也改变了很多东西，不带现金了，跟人不知道怎么进行不借助互联网产品的交易了。这些层面的东西是值得想一想的。

我还试图回想能够记得起来的写互联网科技对社会人文的一些影响改变的一些例子，包括：内容农场、 豆瓣上的远离屏幕计划、反技术依赖小组、算法推荐与新闻业。还有很多即将消失的职业，这些都和AI、人工智能相关，比如：快递员、新闻编辑、X光片识别、围棋手等等。

姜泓舟

香港《明报》、腾讯《大家》、《新民周刊》等媒体撰写专栏，“自在”电台主理人。曾任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财富管理部研究员，新华社上海分社财经记者。

发言题目：

我不想成为一个伟大的母亲

精彩回顾：

我这个故事比较个人，也在非常小的环境里面，我觉得现在是在一个大时代、大的社会，非常宏观的东西，今天大家可以换一下口味，听一听我的故事，我作为母职的困扰。

我前两天看到了一些非常丧气的朋友圈，那个妈妈在做团长，她自己被检测到阳性，被关到方舱里面，还在远程遥控志愿者说，我们家的速冻水饺到了，请麻烦你帮我搬到我家门口。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她还是依然在把自己的个人需求、个人的一些不管是生理上的需求还是情感上的需求都是放在后面的。其实她在方舱里面，身体和心理都有一定的影响，遭受一定的冲击。但是依然会把家人、会把小孩，会把先生的需求放在首要的位置。

我想有很多女性都处于这样的困境之中，本文的主人公赵奕也是如此。她一直觉得如果把自己百分之百奉献给家庭之后，是不是可以真的像想象中一样，获得一个理想的、比较完整的、美好的家庭环境，后来发现其实并不是。在经历一些人生变故之后，她发现这样一味地妥协、忍让、付出、让步，其实很多事没有人让她做，她主动做，做了之后依然很矛盾，小孩在她身边的时候她很焦虑，小孩不在她身边的时候依然还是很焦虑，她好像被拖到了黑洞当中去，不知道怎么找到出口。

“不想成为一个伟大的母亲”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对自我身份循序渐进慢慢深层的挖掘和发现。赵奕们所需要的其实就是去拆掉那些身上的一道道的枷锁，不把自己框定在这个伟大的沉重的母职当中，不要做第二代的烛光里的妈妈。

田丰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人口与家庭社会学、互联网与青少年、社会分层与社会问题、志愿服务与社会治理。著有《当代中国家庭生命周期》《生活在此处》（合著）《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等作品。

发言题目：

单身社会

精彩回顾：

在我的博士论文写作过程当中，是以家庭的生命周期为单位，所以我把家庭生命周期可以看成一个个体的生命历程，看成很长很长的阶段。从出生、上学、离家、就业、结婚、生子到死亡，是一个很长的过程。我们都知道，时下一个最热的话题，就是中国有两亿单身的青年——虽然这个说法可能有误，但可以知道的是，这依然是一个庞大的群体。

在我们社会整体结构大部分处于中下层或者底层的状况下，我们的婚姻其实又是一个近似于市场化的行为，实际上我们在婚姻当中呈现出一个不可能三角。

在不可能三角当中有三个组成，第一个是社会地位的维系、经济地位的维系或者向上的流动。第二个是可控的。第三个是愉悦，我在这个过程当中会获得什么样的愉悦感。

很多被访者提到，我看到婚前、婚后财产分割和婚前财产判定的判罚我觉得我没有办法结婚，因为我没有办法说那么清楚。所以我们法律越来越精细化，这种精细化跟中国人的习惯和中国人对婚姻的理解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的法律是沿着西方在演进，在法律之下，我们婚姻的文化必然也会向西方靠近。

实际上，其实中国是完全缺乏的是对爱的理解的教育。中国整个对爱的教育和人生里程是脱节的，但这个脱节在中国目前来讲解决不了。到了大学之后，他们完全过了对异性的理解期，他们高中时候对异性形成了非常不能说深刻，却很幼稚，但是很刻骨铭心的理解，这种理解对他的一生会产生影响。

END

2022年“不一样的社会观察”恳谈会就此圆满落幕。感谢各位同样积极地关注社会脉动、踊跃提出自己思考的作者、读者与观众们的热情参与。

我们明年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