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学术关系再思考

摘  要：

     在有关社会发展问题的早期研究中，青年恩格斯而非青年马克思，扮演了思想启发者的角色。正如早期新闻作品所展示的，青年马克思更加关注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窘境，而青年恩格斯更早地注意到挣扎在“工业化”中的产业工人。不仅如此，青年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揭示出资本逻辑的起点是私有制，这一发现对青年马克思同时期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后期的《资本论》都产生过深刻影响，尤其是强化了青年马克思以政治经济学批判来回应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分析路径。此外，青年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侧重“社会观察”和“经验分析”批判资本主义的方式，为当时侧重以抽象论证针砭时弊的青年马克思带来新视角，从而使二人共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炼出社会发展理论的“现实前提”。

关键词：青年马克思；青年恩格斯；学术关系；社会发展思想

张  萌,李  志

作者

法国哲学家萨特曾认为恩格斯曲解了马克思的观点^［1］。事实上，有关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术思想关系的讨论从未停止。迄今为止，这场讨论仍未形成任何明显共识。近年有关这一主题的研究，可概述为三个不同的理论阵营：其一为“对立论”，即坚持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存在重大差异，代表人物主要包括诺曼·莱文^［2］、戴维·麦克莱伦^［3］等在内的一些西方学者；其二为“一致论”，即倾向于认为马克思与恩格斯是完美合作者，并且在重大问题上秉持一致的观点，代表人物及其作品包括朱传棨先生的《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比较研究》^［4］、亨利的《恩格斯的生活与思想：一个重新解释》^［5］等；其三为“差异论”，这类学说的立场较为温和且具有转换性，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不同时期的思想应当得到不同的分析与考量，其代表人物及其作品包括特雷尔·卡弗的《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俞吾金先生的《问题域的转换》^［6］等。事实上，由于以上三个理论阵营在“时间跨度”（究竟以马克思与恩格斯的青年时代或成熟时期亦或二者的整体学术生涯作为标准）和“具体主题”这两个关键事项的选取上并不一致，所以，其达成的结论也就不可避免地呈现巨大的分歧。鉴于此，本文将通过限定“时间跨度”（1839-1846）和“具体主题”（社会发展思想），将马克思与恩格斯之学术思想关系的考察以更为细致且具体的方式呈现，以期在一定程度上为解决上述争论提供新的契机。

一

产业工人：现代社会结构中的“中流砥柱”

众所周知，青年马克思与青年恩格斯在1842年11月的第一次会面并不愉快。那时，青年恩格斯已多次在公开刊物上发表作品，并曾向《莱茵报》投稿。青年马克思也已发表多篇文章，并担任《莱茵报》主编。然而，当时更为拥护“自由人派”的青年马克思认为，与“青年黑格尔派”互动密切的青年恩格斯与他并无太多思想共识。因此，在第一次会面之后，二人并未即刻开启日后令人称羡的良好合作关系。

青年马克思虽然初期并不认为青年恩格斯是志同道合的伙伴，但是从未拒收恩格斯来自英国的投稿。恰恰相反，《莱茵报》多次发表恩格斯的稿件。这一事实说明，一方面，青年恩格斯在其早期新闻作品中表达的政治兴趣和敏锐洞察力与青年马克思极其相近。另一方面，青年恩格斯能够提供当时在德国的青年马克思不能完整收集的英国实证材料。以上两个方面，为他们二人能够在后期形成良好且持久的合作关系打下了重要基础。

回顾二人早期的新闻作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青年时代，均对当时政治环境中受到限制的新闻自由表达过强烈不满。1841年12月，普鲁士的“书报检查令”颁布实施。1842年初，青年马克思撰写系列文章论述时事的计划，在“书报检查令”约束之下，只有《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和《摩塞尔记者的辩护》等几篇文章得以见报。同一时期，青年恩格斯的许多文章，源于相似原因而不能付诸印刷。青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继续不懈地撰写文章表达见解，并投身与时政相关的辩论中。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1842年5月）中，马克思认为，书报检查令无法促进新闻自由，只会成为桎梏思想进步的壁垒^［7］。同一时期，在1842年7月《普鲁士新闻出版法批判》的评论中，恩格斯表述自己对“书报检查令”诸多法条的不同意见，期望以此表达群众对国家机构非自由主义陈腐行为的反感和抗争^［8］472。

不仅如此，青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早期作品中均对当时社会的弱势群体表达了高度关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欧洲大陆，在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影响下，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发生巨大变化。城市与农村、商业与农业、富人与穷人，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分化，社会结构日益复杂。青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注意到，在复杂势力的角逐中，阶级的分化与对立日益明显。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和《摩塞尔记者的辩护》等文章中，马克思谴责当时既得利益群体只关注自身利益得失，而无视社会弱势群体的生存需要。马克思指出，这些既得利益者试图通过法令和行政等方式毁灭社会弱势群体获得利益配额的可能性，他们意图固化社会结构而粉碎社会弱势群体改变困境的尝试。同一时期，青年恩格斯在1839年的《伍珀河谷来信》中直陈工业地区工人的生活窘境。恩格斯指出，在工业地区的上空充斥着挥之不去的疲惫、混乱、反理性，以及蒙昧气息，在谷区工人的压抑生活之中再不可见健康与朝气^［8］43-44。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对“弱势群体”的共同关注中，商业出身的青年恩格斯比学院出身的青年马克思更早注意到“产业工人”及其在现代阶级结构中的重要地位。青年恩格斯言及的伍珀河谷地区，是当时普鲁士的工业化区域。19世纪40年代，这一地区开始呈现工业化进程的诸多弊端，例如，低效的政府、正统教义的统治、工业的污染、工人的贫困，等等。尽管未能接受正规大学教育，但是，早已接触家族产业的青年恩格斯直接参与资产阶级社会的商业活动。基于这样的成长经历和自身的敏锐洞察力，青年恩格斯发现在资本主义迅速崛起所带来的复杂社会环境中产业工人的糟糕境况。与此同时，取得博士学位后即在报社工作的青年马克思，显然更多地关注当时更具时政意义的事件。尤为重要的是，青年马克思在理论介入时政事件之时，更为关注农民、种植园主、小手工业者等弱势群体，而非青年恩格斯在《伍珀河谷来信》中提到的产业工人。毋庸置疑，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行程脉络而言，产业工人才是理解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之内在问题的关键，也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后期研究的关注重点。

如上所述，虽然青年马克思与恩格斯早期的理论侧重点不尽相同，但这并不构成阻断二人日后合作的障碍。毋宁说，共同的政治兴趣和社会观察视角，成为青年马克思和青年恩格斯之学术合作关系得以建立的重要基础。基于对弱势群体的共同关注和社会观察视角，青年马克思以系统的理论解析小手工业者、农民与资产阶级及土地所有者之间的冲突，青年恩格斯以产业工人的窘迫现状批判资产阶级社会的快速工业化进程。结合二人后续的研究脉络，产业工人相较于农民和小手工业者承载与反映更多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问题。因此，从这一角度而言，青年恩格斯比青年马克思更早发觉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关键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启发了青年马克思将当时研究重心转向产业工人以及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发展理论（包括阶级结构理论）。

二

政治经济学批判：解决现代社会问题的新路径

1843年3月末，《莱茵报》被迫停刊，青年马克思、阿诺德·卢格以及莫泽斯·赫斯计划在德国以外创办新的刊物，以继续他们在《莱茵报》未完成的批判事业。同年11月，《德法年鉴》收到青年恩格斯的投稿《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当代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卡弗教授指出，青年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对政治经济学的阐释，显然比20年前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揭示的市民社会政治生活的虚伪更加犀利^［9］36。在这篇被马克思誉为“天才大纲”^［10］592的投稿中，青年恩格斯揭露国民经济学家的伪善以及他们避而不谈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前提，更进一步指出资产阶级社会不可避免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这一作品促成马克思从前期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中抽离，走向后期研究中最重要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下文将具体阐释此时的恩格斯如何影响了马克思，尤其是如何启发青年马克思逐步转向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路径来解析社会问题。

在国民经济学家的语境中，国民经济学是研究如何促使国家强盛和国民富裕的科学。然而，在青年恩格斯看来，“国民经济学的产生是商业扩展的自然结果，随着它的出现，一个成熟的允许欺诈的体系，一门完整的发财致富的科学代替了简单的不科学的生意经”^［11］56。国民经济学家宣称自己的理论是进步的、友善的、公平的，甚至是“各民族、各个人之间的友谊和团结的纽带”；但是，青年恩格斯明确指出，“这种理论是迄今存在过的体系中最粗陋最野蛮的体系”，它的存在否定了“关于仁爱和世界公民的一切美好言词”，它创造和发展了残酷性与古代奴隶制度相比并不逊色的“工厂制度和现代的奴隶制度”^［11］58。

在国民经济学家的解读之中，“商品的生产费用由以下三个要素组成：生产原材料所必需的土地的地租、资本及其利润，生产和加工所需要的劳动的报酬”，而且在他们看来“资本和劳动是同一个东西”^［11］67。按照这种解读，生产就只包括两个方面，即客观的土地和主观的人的劳动。与之不同，青年恩格斯认为，生产的主体性“还包括他的肉体活动和精神活动”，而且，列入生产要素的精神要素应该“在经济学的生产费用项目中找到自己的位置”^［11］67。青年恩格斯进一步指出，那些看似更为先进的、距离他们所处时代更近的经济学家更加伪善，因为他们更擅长运用有技巧的诡辩遮掩其所处时代的残酷现实，正所谓“李嘉图的罪过比亚当·斯密大，而麦克库洛赫和穆勒的罪过又比李嘉图大”^［11］59。

更为重要的是，青年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揭示了被国民经济学家的伪善所刻意回避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前提问题，即“私有制的合理性”问题。事实上，有关这一问题的反思，也成为马克思后来撰写《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关键所在。青年恩格斯率先从经济活动的现实出发，创造性地指出资产阶级社会（商业社会）中的无休无止“竞争”的根源是“私有制”，这才是资本逻辑的开端，也是国民经济学家刻意回避的重要前提。青年恩格斯犀利地指出：“只要私有制存在一天，一切终究会归结为竞争。”^［11］72换言之，竞争只是表象，只是私有制的结果，并不构成资本逻辑的起点。只不过，过度的竞争状态使得身处其中的劳动者、资本所有者甚至国民经济学家都感到茫然无措。“资本对资本、劳动对劳动、土地对土地的斗争，使生产陷于高烧状态，使一切自然的合理的关系都颠倒过来。”^{［11］76-77}同时，在青年恩格斯看来，无限扩张的“竞争”遵循一定的规律。“竞争的规律是：需求和供给始终力图互相适应，而正因为如此，从未有过互相适应。双方又重新脱节并转化为尖锐的对立。” ^{［11］73-74}然而，竞争的规律是“一种达不到目的的永恒波动” ^［11］74，由竞争关系所造成的价格的永恒波动使得“商业完全丧失了道德的最后一点痕迹” ^［11］75。

至此，青年恩格斯完成从商业社会具体经济活动出发对国民经济学家的批判，指出资产阶级社会的前提，反思商业社会的现状和矛盾，并延伸至价值理论的国民经济学批判。虽然恩格斯最终关于经济体系的论述，尤其是价值理论的论证更多地围绕“价格”而不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关系”，但是，这并不妨碍马克思在同时期《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后期的《资本论》中多次引用青年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此外，青年恩格斯在这一作品中将生产要素定性为“自然与人”的思考，也成为马克思批判拉萨尔派的重要线索。青年恩格斯对“地租”、“资本及其利润”、“劳动的报酬”的分析，也成为青年马克思在同时期《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讨论“地租”、资本的利润以及“工资”的重要参照^{［11］115-155}。

如上所述，青年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撕去国民经济学家的伪善面纱，从道德和经济学双重角度批判国民经济学。无论是作品中的批判对象（国民经济学家），或是青年恩格斯认定的关键问题（私有制的合理性），亦或是他解析问题的方法（社会观察和现状分析），都对同时期及后来的马克思产生有迹可循的积极影响。不可否认，青年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展现的天才洞见和敏锐观察力，深深地吸引了青年马克思，二人从此确立正式且友好的合作关系。此外，青年恩格斯拒绝任何黑格尔式先验的逻辑预设，发掘政治经济现象的背后原因而探寻社会发展的思路，以及坚持经验分析基础上的研究方法，更加坚定了青年马克思走以政治经济学批判解构社会问题的新道路。

三  

理论上的殊途同归：揭示社会发展的现实前提

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引发青年马克思的重点关注之后，青年马克思与恩格斯在1844年计划合写著作。《神圣家族》    ·······是他们的第一部合写著作，在这部作品的署名上，恩格斯先于马克思。

虽然此时青年恩格斯与马克思开启正式的学术合作关系，但是他们并非对所有社会问题保持一致见解。青年恩格斯通过同年发表的《英国状况》的材料积累，迅速完成《神圣家族》中他负责写作的部分。他认为，“鲍威尔及其伙伴”对现实社会问题，诸如政治、科技发展、工业制造等问题的分析是一种黑格尔式的，“也像在黑格尔那里一样，不外是被证明了的即被意识到了的真理”^{［11］283-284}，最终还是迷失在自我意识的游戏里。与此同时，青年马克思则将对“批判的批判”所作的批判指向蒲鲁东的思想（例如1840年的《什么是财产？》）。首先，青年马克思认可蒲鲁东对国民经济学的基础（私有制）作了“第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无所顾忌的和科学的考察”，但是他也指出，蒲鲁东没能像恩格斯那样剥离这一前提的外在形式（例如工资、价格、商业和货币等）^［11］256。青年马克思认为，当时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呈现三个不同层次：第一层次是以“批判的批判”为代表的低层次分析，它只认识到“无产阶级”和“富有阶级”两个对立面，尚未深入分析对立面在这种对立关系中的占比和相互关系；第二层次是以蒲鲁东对所有权的分析为代表的较为深入的层面，虽然它已意识到“私有制”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关系中的重要位置和作用，但对“私有制”本身的分析依然不够彻底，仅仅停留在概念和范畴之中；第三层次是以青年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为代表的当时最为深刻的层面，它已意识到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前提就是“私有制”。

不可否认，虽然青年马克思和青年恩格斯都认为私有制才是资产阶级社会问题的终极答案，但是他们依然在通信中表达过对某些问题的质疑，并决定“再写几部独立的著作，我们——当然是各自单独地——将正面阐述自己的观点，从而也正面阐述自己对现代哲学学说和社会学说的态度”^［11］254。为彻底回答这一问题，青年马克思开始采用最新资料去丰富他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并签订出版《政治和国民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合同；而青年恩格斯则着手准备他的专著《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可以看到的是，青年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选取不同于青年马克思之理论批判的“另一条道路”，从而完成了他对资产阶级社会和工人阶级的研究^［9］47-48。1844年以后，青年马克思专注于政治经济学研究，而青年恩格斯则突然放弃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思路解析社会问题的方法，而将这一任务完全交托给对此充满热诚的青年马克思。在以讨论“机器大生产的影响”为主题之一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结尾部分，青年恩格斯宣称，他即将开始讨论工厂制度的不道德性。然而，这一研究并未实质完成。无论如何，《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向读者展示了英国工业革命前后的社会变革，例如新工业城市和工业人数的增长、工厂状况和童工问题、社会新闻媒体的写作倾向、移民问题和无产阶级的生活等，甚至还列出了一个编号的弊病表。毋庸置疑，这一著作本身对青年马克思具有冲击性，因为它生动地描绘了在理论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外的真实世界。在此书出版后不久，青年恩格斯邀请马克思到英国曼彻斯特亲眼见证当时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真实生活状况。赤裸裸的现实更加坚定青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方向，甚至更为准确地说，它促使马克思从与青年恩格斯相同的对私有制和自由贸易竞争的批判走向更为深刻的资本批判理论。

虽然青年马克思在同时期作品中极少明确地引用青年恩格斯的这一著作，但是我们在马克思后期的作品中却经常可以找到马克思借鉴这一著作的痕迹。《资本论》第一卷中很多资料的来源，与青年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几乎相同。尽管两部著作的出版时间相差20年之久，但在马克思看来，当时的社会状况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精神了解得多么深刻；把他的著作和过了18-20年以后才发表的……官方报告稍加比较就可以看出，他对工人阶级状况的详细入微的描写是多么令人惊叹……恩格斯所描写的状况在这些部门内并没有受外部影响而发生多大变化”^［12］。在这一意义上，青年恩格斯的这本著作成为马克思社会问题研究的一大重要来源。或者说，青年恩格斯对英国的社会观察不仅极大地启发了后期才移居伦敦的马克思，而且为他提供了诸多第一手实证材料。

当青年恩格斯和青年马克思都认为自己已出色完成各自工作的时候，他们知道，清算此前的哲学思想和澄清二人共同见解的时刻到来了。1845年以前，青年马克思侧重抽象的理论批判，青年恩格斯侧重经验反思的现实观察，但令人遗憾的是，他们批判的那些对象并未偃旗息鼓，而依然活跃在社会舞台上寻求认可和追随。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些人的把戏是“拙劣的”和“可怜的”，但也清楚意识到：是时候“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10］593。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手稿之中，他们第一次清楚地阐释了二人在社会发展问题上的共识。虽然手稿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并未正式出版，学界关于其署名问题也存在争议，但是他们在1845年秋至1846年夏一起创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事实不容置疑。

青年马克思和青年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以往的哲学”，尤其是唯心主义哲学，认为它从未是也“绝对不是反对现实的现存世界”^［11］516，而将各种“观念”“思想”“概念”确立为独立于人和社会现实之外的存在，认为人和社会反倒要通过各种“反思”或“检验”而靠近“真理”。追根究底，青年时代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些只是抽象的、概念的、思维的游戏，未将“现实的”经验——历史、经济、文化等社会现实和人的活动视为真实的存在。“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11］516 “现实的个人”，“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在唯心主义的视野里并无太多存在意义，但这恰恰是青年马克思和青年恩格斯的社会发展思想的“现实前提”^［11］519。至此，二人的社会发展理论初具雏形。

综上所述，如果将论述的时间节点限定在1839-1846年，如果以新的社会发展理论的提出与形成作为主要线索，“谁是新思想的启发者”这一问题的答案跃然纸上。根据《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前的作品及其之后马克思的理论回应，青年恩格斯是新社会发展思想的启发者。正是青年恩格斯较早注意到“产业工人”这一资产阶级社会的关键构成，才启发青年马克思转移视角至此；正是青年恩格斯对私有制的批判，才坚定青年马克思以政治经济学批判解构资产阶级社会问题的研究路径；正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所提供的丰富的经验观察，为青年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的形成提供不可替代的实证材料和理论支持。青年恩格斯的以上作品，无一不对青年马克思产生过或明确或潜在的影响，只不过有的体现在同时期的作品中，有的体现在马克思的后期作品中。对于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关系这一旷日持久的学术公案而言，本文无意于仅仅强调青年恩格斯在青年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形成时期扮演了“启发者”的角色，更为重要的是，上述讨论将促使我们更具体而非泛泛地讨论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学术关系这一主题，无论他们的相遇是否是“幸运地”^［13］，都不应诉诸一种空泛的抽象评论。

参考文献：

［1］SARTRE JEAN-PAUL. Materialism and revolution in literary and philosophical essays［M］.Ttrans.by Annette Michelson. New York: Collier Books, 1962:248.

［2］  诺曼·莱文.不同的路径:马克思主义与恩格斯主义中的黑格尔［M］.臧峰宇,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社，2009:156.

［3］  戴维·麦克莱伦.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M］.夏威仪,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46-47.

［4］  朱传棨.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比较研究［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1-2.

［5］  HUNLEY J D. The life and thought of Friedrich Engels: a reinterpretation［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91:49-52.

［6］  俞吾金.问题域的转换——对马克思和黑格尔关系的当代解读［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61-100.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83.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9］  特雷尔·卡弗.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M］.姜海波,王贵贤,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1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78.

［13］  ANDERSON KEVIN B. Marx at the margins［M］.Chicago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0：22.

(责任编辑  吴海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