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传播：概念、指向、方法及展望———基于相关研究的思考
摘 要：通过分析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文献，可以梳理、归纳民族文化传播研究的学科任务、发展现状与未来走向。民族文化传播研究的核心目标是以民族文化的健康发展为导向的民族文化传播力提升研究。当前研究指向关注经济效益、回应政治效应和聚焦文化自身发展，其主导方法在实证和整体性研究相结合的基础上，呈现计算机转向和跨学科的特点。未来研究者应深入民族文化内部，掌握其传播的真实现状，在全球化、现代化的背景下，通过国内各民族“多元一体”发展需求与政策背景的指引，增强提出问题的能力和研究的有效性。
关键词：民族文化传播；跨学科；指向；方法
陈峻俊
作者
对于民族文化传播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已有学者进行过简要的回顾与总结［1］。笔者意图进一步扩大考察范围，以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兴起与传播学的引入为起点，进行长时段研究，追溯民族文化传播研究学术体制的建立，梳理民族文化传播研究对其学术边界的拓展，尝试归纳其研究的主要问题及研究方法。本文拟以宏观审视把握学科发展的真实状况，思考未来前进的方向：民族文化传播研究在全球化背景下，能否切实回应国内各民族“多元一体”发展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要求。
一
民族文化传播的概念：溯源、表述与内涵
民族文化传播通常作为两个不同的概念来使用。多数情形下，它指的是一种学科分支，是民族文化传播学不明确却常用的省略语；在另一些情形中，它指的是这一学科分支的研究对象。这里讨论的是作为学科分支的概念，并将其规范表达为“民族文化传播研究”。直观地说，民族文化传播研究的领域处于民族学、文化学、传播学的交叉地带，作为传播学的分支，它强调以传播学的视点、框架观察民族文化内部以及民族文化之间的传播现象。但这仅是逻辑上，甚至是字面上的解释，民族文化传播研究的任务、边界及核心，在研究的历史中形成，研究者对“民族”“民族文化”的不同理解及其对“传播”在民族文化传播中的不同功能定位成为关键性影响要素。
1.溯源——概念的形成与学科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初期，传播学通过余也鲁等人引入中国新闻学界，努力融入新闻学，未能将其应用扩展到民族文化传播中。与此同时，“民族文化传播”中的“民族文化”概念已在“文化热”中得到深度探讨。
在“文化热”中，文化比较的倾向极为突出，可以远溯至19世纪洋务运动中的“中西体用”诸论。“文化热”的核心问题是探讨具有民族性的中国文化能否应对、如何应对由欧洲文化所引领的现代化、全球化等时代性命题。在“文化热”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学者庞朴将其一系列演讲结集为《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2］，清晰表达出“文化热”的核心论题。学界的共识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其一，现代化进程必然会改变既有文化，从衣食住行的器用层面，到价值体系、心理结构层面，都需要进行对应的调整，这种调整可以理解为民族文化自身时代性的演进和跃升，而不能认为民族文化本质上与现代性相排斥；其二，现代化的实际进程不是中立的，它总是带有民族文化的特征，中国文化的内在活力不仅能够使其自觉向现代化的需要进行转化，而且其优秀基因也将为现代化注入中国文化的特色。这种对民族文化继承与发展的讨论,始终在关注现代化、全球化时代命题中进行,在响应“发展是硬道理”的国家振兴战略中进行。“文化热”讨论的是中华民族文化，而民族文化传播则更关注少数民族文化。民族文化传播学科的兴起虽然错过“文化热”的讨论，但应当吸收讨论所涉及的民族文化传播的伦理标准问题。
20世纪80年代比较文化研究中的“民族文化”，因为着眼于中西比较，其“民族”的实际意涵通常是指中华民族，并不强调少数民族。同时，传播本身就是文化传承和发展的条件，文化学研究中的“传播学派”也有着悠久的历史。此时期学术研究中所提及的文化“传播”，实际上并非传播学理论的应用。如1988年郭明道、田汉云发表的《清代传播民族文化的巨擘——阮元》一文［3］，实际谈论的是清代学者阮元编辑、刊印图书典籍方面的文化贡献，属于文献学研究范畴。
国内学术界对传播学的吸收主要是由新闻理论工作者来完成的。“真正开始传播学的研究是1978年以后的事。1982年由社科院新闻所倡议，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传播学讨论会。”［4］199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主办的《新闻研究资料》更名为《新闻与传播研究》，标志着新闻学研究与传播学研究在学理上与学术建制上的双重融合。在这种背景下，部分民族新闻工作者开始将“传播学”意义上的“传播”与“民族文化”结合起来。1996年，阎建设发表《也谈跨民族文化新闻传播》，探讨“新闻传播作为一种文化传播方式”，其文化传播功能如何在“多民族地区”实现。文中“民族”的意义可以落实为各民族；同时，文中不是历史地描述民族文化传播的状况，而是在传播学的理论框架下审视既有的文化传播状态，要求对既有状态进行介入和干预，提高传播的效能。
民族文化传播概念的特殊意涵在传播学研究中逐渐凸显的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到世纪之交，“民族文化传播”这一概念表述形态趋于定型，在学术界扩展运用。2002年，杜在桂《用网络媒体构筑民族文化传播平台》一文，较早直接在标题里完整使用定型的“民族文化传播”表述形态，其所指为中华民族文化，是与外来的西方文化对应的概念。2003年，普云发表《如何提升民族文化的传播水平》，所谈论的则是如何向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这一民族地区“传播先进文化”以及利用民族文化打造特色产业诸问题，这里的“民族文化”显然特指少数民族文化。第二阶段是“民族文化传播”概念内涵显著趋向于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阶段。这种趋势是学术力量整合与推动的结果。2008年，由中央民族大学创办的“新媒体与民族文化传播”论坛启动；2009年，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论坛启动；2011年，中国新闻史学会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成立，少数民族文化传播在历次年会中都成为重要议题。学术机制的发展推动了研究者之间的交流，使学科内部在关键术语的使用上取得较大共识，“民族文化传播”在相关研究者的笔下，如非特别解释，多指“少数民族文化传播”，这在一定程度上促成民族文化传播研究（学）这一新兴学科分支的习惯性省称。同时，相关学术专著也表现了这种趋势。例如郝朴宁等所著《民族文化传播理论描述》一书的内容：“关注和研究的就是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手段，以及利用这种传播对民族文化的传承、保留。”［5］李丽芳等人所著《民族文化传播研究》一书集中于选取少数民族建筑、服饰等传播介质，“探讨这些介质作为一种特殊的符号怎样来表征少数民族文化的意义，并在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中进行意义的传播和建构”［6］1。
2.表述及意涵——研究的边界与核心。
综观30年来学术发展，民族文化传播研究的主体是针对中国各民族文化诸类现象、问题与具体实践的本土传播学研究，但是对其自身概念的反思仍然较为缺乏，因而也导致研究的学理性不充分。
在民族文化传播研究中以“民族”特指国内少数民族，这一情形，类似于国内现实政治语境中所指涉及少数民族的事务和问题，具有约定俗成的性质，无可厚非。但是，这种表述显然突出了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学研究的独立性。它意味着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研究在中国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需要有相对专门的队伍加以研究；同时，这种研究不只是增加了文化传播一般理论方法的应用场景，少数民族文化的内容及其传播状况等方面还具有需要关注的理论、方法等特殊性。程郁儒指出,特殊的民族文化具有“不同于主流文化的特征”，包括专属性、地方性、内向性和禁忌性［7］。李丽芳指出,“文化的多元性伴随着文化的不平衡性”，少数民族文化存在“由于传播途径单一、传播手段落后，处于一种被动的局面”［6］2的情况。但从整体上看，学术界并没有对民族文化传播的特殊性进行完整而深入的论述，在一些具体的研究中，这种特殊性甚至被忽略了。
2015年，黄迎新对民族文化传播的概念进行系统的探讨。他指出，民族文化传播概念因涉及的“民族”“文化”“传播”三个词语意义含混，直接导致这一概念的内涵、外延不清晰，从而导致民族文化传播理论研究对象、方法和意义的含糊不清。他还提出将民族文化传播研究纳入发展传播学范围，定义为：“民族文化传播是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族群的信息传播活动与过程，通过信息在时间和空间的流动达成群体生活方式（包括物态层面、制度层面、行为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固化和变迁。在世界范围内，民族文化传播牵涉到文化多样性保护和文化霸权等议题，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现实背景下，民族文化传播牵涉到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一带一路’边疆少数民族文化的对外交流、民族地区全面脱贫与文化资源利用、少数民族文化自觉与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等议题。”［8］这里定义的主要是作为学科研究对象的“民族文化传播”，所列举的重要研究事项，大致反映了学界30余年研究的核心问题。
立足于“民族文化传播研究”学科价值的角度，需要进一步解析“民族文化传播”的概念。对于民族文化来说，传播从来都是双向的，既有外部文化的向内传播，也有固有民族文化的对外传播。同时关注民族文化的对外传播与外来文化的对内传播，关注民族文化的保存与民族文化的发展，这应当成为民族文化传播研究的广阔领域。
一般研究者专注于民族固有文化的对外传播——全国乃至国际范围，这无疑严重压缩了“文化传播”的范围，放弃了对内传播这块学术领域。民族文化对外传播的价值，在于通过传播促进公众对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尊重和理解，促成优秀民族文化在更大范围内的共享。但是，依据费孝通的见解，这种“美美与共”所需要的文化自觉，要经历“各美其美”到“美人之美”的过程，“‘各美其美’就是不同文化中的不同人群对自己传统的欣赏。这是处于分散、孤立状态中的人群所必然具有的文化心理状态。‘美人之美’就是要求合作共存时必须具备的对不同文化的相互态度”［9］。加强外部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传播的关注，有利于处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另外，即使仅在固有民族文化的传播研究中，也需要关注文化的内部传承，因为传承也是传播。
无庸讳言，相关研究更强调通过文化的传播实现民族文化的保存。在当前全球化、现代化的背景下，大量外来新知识和新观念不断汇入并冲击各民族固有文化，任何民族的文化都不可能遗世独立，维持其原有状态。传播学将其视野扩展到民族文化传播时，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已经持续了十余年，各民族已经在全球化、现代化道路上取得了卓越成就，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有的文化形态。在此背景下，如果片面强调通过传播学理论和方法的运用促成各少数民族文化的保存，实际上脱离了各民族人民自身的愿望，是以“他者”的眼光替民族地区人民“保古”甚至“复古”。因此，不少研究者采取一种精致的策略，将少数民族文化整体的发展前景悬置起来，转而聚焦于民族文化中具有“民族性”特色的部分。这一部分文化通常是由民族的历史、地域等因素造成的，有着较为悠久的传承。这种策略强调保存对象的民族性、独特性，从而转移了对于保存行为自身合理性及现实可能性的疑问。
因此，通过概念内涵的辨析，结合民族文化传播研究的进展，以不同学者的见解形成学术拼图，可以相对完整地勾勒出这一学科分支的研究范围及目标任务：民族文化传播研究侧重以传播学的视点，考察民族文化的传播现象，既包括各民族固有文化的内部传承和对外传播，也包括外部文化的向内传播，并以促进民族文化健康发展为目标，研究文化传播效果提升的问题。纵览民族文化传播研究30年的发展，其最薄弱的是以促进民族文化健康发展为目标设定问题的能力，且不少介入式研究所提出的传播目标缺乏学理依据和现实意义。应当强调的是，我国坚持的民族平等、团结、共同发展等政策以及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提出，具有极为精深的学理依据与现实意义，值得所有民族文化传播研究者深入领会。
二
民族文化传播研究的指向：经济、政治与文化
通过传播学方法，引导民族文化健康发展，其最终效果将表现为促进民族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综合发展。也即是说，民族文化传播的发展，往往不是经济或政治等单一方面的效果，而是多方面的综合效应。但是，研究者往往倾向优先选择某一方面作为着眼之处开展研究。据此，可将既有研究划分为经济指向、政治指向和文化指向。这种划分虽有其粗糙之处，但更有利于揭示民族文化传播研究的现状。
1.关注经济效益的研究。
民族文化传播研究的经济指向，是指研究者优先关注民族文化传播产生的经济效益。这种指向在民族文化传播研究发轫之初（20世纪90年代）即有鲜明的表现。“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思路的盛行、各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等，都促成了这一研究指向的发展。这一指向因其功利主义倾向比较显著，有时被批评为对民族文化的矮化、工具化，但民族地区脱贫攻坚和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支撑着这种研究的延续。
利用民族文化传播的“在地化”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在经济指向研究中起步最早,现实意义最明确。早在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盛行的20世纪90年代，相关研究被各地政府的经验激发起来，其基本思路为：寻求民族地区具有独特性和吸引力的文化要素，通过媒体加以传播，提升民族地区的社会知名度，达到招商引资的目的，或者直接对特定文化事项进行产业化开发，发展文旅产业，从而提升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新世纪以来，利用新媒体平台，如“两微一端”、短视频直播平台等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研究一直是热点，例如于凤静提出民族文化传播的创新策略，提出开发“直播+非遗+电商”的传播模式，以促进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10］。文旅产业、全域旅游概念的兴起，也刺激了经济导向的民族文化传播研究。这种导向的研究极为活跃，几乎覆盖到各民族文化事项的经济价值开发，为此类传播提供量身定制的方案，为文化赋能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起到正面推动作用。此类研究对文化传播的负面效应虽有提及，但相比而言，还是显得单薄。总之，基于“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传播研究，整体性和综合性的思考还显不足，研究所涉经济方案的可行性也有待提升。
民族文化传播的产业化是学界关注的另一个重要问题。与前述“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借文化吸引产业的思路有所区别，民族文化产业化的思路是将民族文化开发为“产品”，文化与经济一体化。施惟达提出：“文化产业发展为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找到了一条新的路径。文化产业开发的是民族文化资源，是人的文化创意，这就大大减少了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强度，使生态环境的保护有了新的支撑。”［11］刘建华等对民族文化转化为传媒产品的可行性及这种转化对文化的影响进行了分析［12］。郑自强研究了动漫产业与云南民族文化结合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总结出动漫产业推动云南民族文化传播的策略［13］。在民族文化传播产业化研究中，传播者即是文化产品的提供者和经济受益方，因此，这种研究有利于解决民族文化传播的动力问题。但是，传播者在提供“产品”的过程中，必然依据经济原则对传播的民族文化进行选择和改造。更重要的问题是，作为传播活动经济受益方的传媒机构是否具有“在地性”，其收益能否促进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尚存在疑问。
2.回应政治效应的研究。
民族文化传播研究的政治指向，是指关注民族文化所产生的国内国际政治影响，寻求实现正向政治效应的传播内容与传播手段。这一指向的研究呈现政策导向鲜明的特点。民族文化传播的国内政治意义始终是研究的方向和重点。传播什么样的民族文化，如何传播民族文化，从而增强公众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识与尊重，促进各民族的交融与团结，强化国家认同，这些一直是民族文化传播研究的核心问题。
民族文化传播的国际政治影响研究是近年政治指向研究中的热点。这一指向的研究随着中华民族复兴的进程而逐渐突出，“一带一路”建设有利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激发了研究者多角度展开民族文化对外传播的思考。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14］在中国文化走出去，面向世界展示文化的丰富性和吸引力的过程中，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具有重要的地位。少数民族文化的对外传播，将从正面展示中国文化的包容力、凝聚力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国家形象。同时，这种传播还带有回应西方舆论对中国民族问题歪曲报道的意义。
学界重点研究了如何走出去的问题。郑保卫认为，在西藏对外传播领域，我们要研究竞争对手，弄清楚他们关于西藏问题传播的做法、特点及规律，要研究和掌握他们的传播手段方式及其采用的话语体系。在此基础上，努力形成自己相对应的话语体系，改进自己的传播手段和方式，这样才能掌握话语主动权和主导权，实现有效传播［15］。学界意识到民族文化的国际传播具有不同于国内传播的环境及规则，如高卫华对美国主流媒体的中国多民族国家形象报道框架进行分析研究，同样旨在为少数民族文化国际传播提供借鉴［16］。有的学者对民族文化对外传播的渠道也提出了设想与建议：利用网络社交平台，进行民间外交、洋网红合作传播、内容出海等向西方民众展示中国各民族文化及中国的民族政策；利用边境民族的亲缘关系，向“一带一路”国家传达民族文化信息等。如杜国东认为，头部洋网红在跨文化传播中扮演重要角色，通过合作传播合理利用这些知华意见领袖自塑与他塑国家形象，有助于培养关键时刻能站出来为中国发声的“外嘴”“外笔”“外脑”［17］。周瑞珍则从文学翻译的角度提供民族文化国际传播的经验与思考［18］。
民族文化面向西方世界的传播，面临的最大现实障碍是意识形态的差异、国家利益的分歧。随着中国实力的进一步提升，这种障碍会逐渐有所松动，传播的有效性将会改善。即便如此，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力的提升，仍然需要掌握国际传播规则及话语方式，因而当前的民族文化对外传播研究具有了先行探索的重要意义。为了迎接更大规模的跨文化传播，需要进行一些基础性的理论建构，如吴飞就提出以“与他者共在”的共情意识克服全球传播中“对空言说”的困境的观点［19］。中国学者应基于中华民族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所体现的包容、尊重、互鉴等价值观，努力建构一种“共情-共鸣-共识”的“走出去”沟通路径［20］。
3.聚焦文化自身发展的研究。
民族文化传播研究的文化指向，指研究者更多关注民族文化传播活动对民族文化自身的影响。不同于前述两种指向更多强调民族文化“走出去”，它较多关注民族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传下去”的问题。它从民族文化内部传承与对外传播两个方面思考传播的意义，对民族文化发展的方向、路径与传播之间的关系具有反思性考量。
这一指向的研究，视点集中于民族文化的承载者，即民族文化的主体，也更加重视讨论问题的理论构架。民族文化传播研究兴起于中国社会转型深化的时代，广大民族地区，特别是民族地区农村的转型更为剧烈。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人口流动的剧增，大众传播媒体的融入，促使既有的传统发生改变。研究者引入社会学的历史记忆、集体记忆、文化记忆理论，结合媒介空间、场域理论等，观察变动的社会环境、媒体环境对文化传承的影响。
新世纪以来，传播要素中的“渠道（媒介）”成为了传播学与民族文化研究融合的“催化剂”。民族地区或者说民族文化主体的媒介使用状况研究，成为研究者观察民族地区社会文化变迁的重要视角。从传统媒体到新媒体，再到社交媒体，每一新兴的媒介形态都会吸引研究者的关注。如郭建斌对独龙族传统大众传媒使用的研究，庄晓东对云南少数民族的网络传播研究等，均是通过学术视角客观记录民族地区受众对现代传播技术的主动与被动接受。按照发展传播学的观点，“传播系统是整个社会系统发生变化的晴雨表和推进器”［21］，媒介变迁本身即反映了社会文化的变迁。这种现象同样被研究者关注，如张硕勋、袁爱中分别研究了媒介变迁带来的西部民族文化、藏族文化传播与社会的变迁等。一些研究者倾向于正面看待这种变迁，认为媒介特别是网络、移动媒介的运用有利于消除信息鸿沟，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强化民族文化多元一体格局，并针对调查中发现的媒介使用问题，提出媒体素养教育的主张。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媒介与民族文化的关系更为紧密，相互融合的程度日益加深。在人口流动增加、人际交往模式变动的背景下，新媒体在当代民族社区建设方面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例如通过微信等社交媒介构建线上“社区”，增强线下社区的凝聚力，增强流动人口与文化母体的联系等。新媒体在城乡民族社区建设中的活跃，激发出丰富的研究成果，可以在学者们的相关综述中略窥一斑。
新媒体的使用为民族文化的传承传播、“非遗”保护带来新途径，同时也成就了新的学术增长点。在20世纪90年代，研究者谈论民族文化传播时还处于模棱两可的状态，其实施的主体不明朗，传承和保护什么样的文化，谁来选择传承保护的对象等传播机制还不清晰。进入新世纪，新媒体的赋权，促使民族文化的主体成为民族文化保护和传播的主体。新媒体的交互性功能，也赋予民族文化的主体以广泛表达意见、选择传承传播和保护文化对象的权力。中国人民大学的喻国明教授认为，新媒体意味着技术的进步、传播语境的改变、传统话语权的解构和内容生产方式的转变［22］。这一时期的研究者以大量论文描述和总结这种民族文化传播的重大变化，并提出引导、规范的意见。
新媒体在传统的文字、图片之外为文化提供了新的呈现手段，促进了民族文化保护传播研究的“视觉转向”“视频转向”。新世纪以来，围绕少数民族题材的影视作品，先后成立了一些学术共同体，如2003年成立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艺术促进会影视委员会、2016年成立的中国高校影视学会民族影视专业委员会等。理论的推陈出新尚需时间，民族文化传播在经历了文字1.0、图文2.0时代的实践，正在朝着以视频演秀为主的web3.0时代迈进，文化自身发展的内生动力将是这个时代民族文化能否“走进去（接地气）”的关键，也是接下来民族文化传播研究的重要论题之一。
以民族地区媒介使用为中心，民族媒介教育、媒介景观研究、乡村媒介场域分析、媒介话语动员等与媒介相关的研究话题，也是近年来研究者们关注的研究取向。这些研究更多聚焦媒介使用的传播效果，在某种程度上验证媒介对文化的改造。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带来民族文化传播研究新的问题与思考，研究者开始把视角转向文化本身，思考媒介社会中民族文化的角色与互动。
上述三种研究指向，也是未来民族文化传播研究的指向，应以政策为引领，研究“活起来”“传下去”与“走出去”的战略，打造中国特色民族文化传播理论与实践。在打牢文化传承基石的前提下，中华民族如何既快又好地赢得国际形象，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时需要重点思考的问题。
三
民族文化传播研究的方法：实证研究与整体性研究
民族文化传播理论研究的停滞不前，预示着方法论创新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刘强认为，传播不仅是传播学研究的内容，也是文化人类学研究的内容［23］。文化人类学中的传播学派，在对文化传播进行许多有价值实证研究的同时，第一次触及到了人类文化中的传播问题，也从整体性研究说明民族文化传播的跨学科属性。20世纪60年代，有学者提出“民族志传播学”，民族志方法的介入给传播学研究带来更多的创新和进步，也对民族文化传播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其实证的方法将文化传播研究指向更为严肃的“文化科学”。
1.实证研究与计算机转向。
实证研究与计算机研究转向在民族文化传播研究方法中具有连续性。一方面,强调了实证研究是民族文化传播研究方法的基础;另一方面,也提倡民族文化传播研究要与时俱进，吸纳前沿的媒介传播技术。
在传播学领域运用得最为普遍和成熟的文化人类学方法即是民族志的方法。这种由文化人类学者在20世纪初期创立的研究方法，强调通过田野调查深入到某些群体中去，尽可能了解研究对象实际生活的各个方面，对其文化进行重点分析与解释，如孙皖宁的《传播学研究中的仪式派》、王铭铭的《传媒与社会人类学》、刘强的《走向文化人类学的传播学》等，较早尝试从文化学、人类学、社会学的角度思考传播学研究的领域。蔡骐的《文化与传播——论民族志传播学的理论与方法》、郭建斌的《民族志方法——一种值得提倡的传播学研究方法》等，则是探讨民族志对传播学影响的问题。
在传统媒体的民族文化传播实践层面，孙信茹的《传媒与民俗生活变迁——甘庄的个案描述与分析》、郭建斌的《电视下乡：社会转型期大众传媒与少数民族社区——独龙江个案的民族志阐释》、吴飞的《教堂-火塘-电视——一个少数民族社区的社会传播网络研究》、张瑞倩的《电视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修补”——以青海“长江源村”藏族生态移民为例》等，则是传播学者利用文化人类学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取得的实证研究成果。
基于计算机技术的民族文化数字化传播与传承成为近年实证研究的热点。我国新媒体技术在世界已居领先水平，近年的民族文化传播研究中结合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方法，探讨4G、5G技术对民族文化传播的影响，由此探寻民族文化传播的规律与理论范式，已成为本土研究的热点，比如研究抖音中的非遗，民族文化在快手的传播，民族文化的VR、AR呈现等。
民族文化传播研究强调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在重要的两种研究方法上，即问卷调查、民族志方法上呈现出基于计算机技术的转向。
一是传播学与统计学的融合转向与计算机技术融合。在宏观的社会现象研究中，实证的研究方法，特别是统计学的方法，不仅可以使用，而且有时是非常有效的［24］。问卷调查法在很长一段时间成为民族文化传播实地调研的重要方法。2018年后，随着全媒体时代的来临，问卷调查法向基于计算机语言的数据挖掘转向。这种方法逐渐被网络数据爬虫和可视化呈现的社会网络分析取代。此外，内容分析法向词频分析转向。民族文化传播的相关研究通过语义分析、网络词频、词云分析、评论分析、弹幕分析等呈现全新的网络文化社区。韦路等人的《来自世界的中国形象——对国内研究“中国形象”的学术著作的内容分析和词频分析》使用ROST Word Parser软件进行词频分析，揭示了现代化进程中的西方世界如何在现代与传统二元对立原则下以“他者”的方式想象构筑中国形象［25］。还有学者采用词云分析、聚类分析和可视化技术分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
二是网络民族志的方法。近年也呈现出互联网民族志研究的热潮。新世纪的20年，我国民族文化传播研究呈现出内卷至融合的转变，民族志传播研究成果有较大突破，特别是网络民族志的探讨对于今后研究者从事民族文化传播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26］。由于网络民族志可以采用潜水的方式对某个网络社区和文化进行非参与式观察，也可以加入到某个在线社区成为其会员从而进行参与式观察，因此,在研究过程中要考虑研究伦理的问题。卜玉梅认为，网络民族志的调查点由物理田野向社会-政治领域转移，并向虚拟田野发展，为民族志研究带来新的对象［27］。这种方法所涉及的伦理问题一直为学界争论，但基于民族文化传播研究的指向，民族文化传播研究的网络民族志不应是线上/线下、虚拟/现实简单的二分，而是探讨线上/线下的互动实践以及如何共建、融合和相互嵌入的问题。线下与线上民族志的融合，推动了民族文化的网络传播与传承。这也反映了民族文化传播作为一个交叉的研究领域，可以从不同的学科当中汲取“养分”，从社会科学中汲取有价值的研究范式“为我所用”，从而为民族文化传播理论的产生提供深厚的土壤。
新媒体技术的发展推动了民族文化传播研究的视觉转向，还促进了针对动画、视频研究的影像民族志方法的拓展。朱靖江认为，以非现实性的人物和故事情节展现某种社会和文化基本形态与核心价值的虚构式影像民族志方法在21世纪后重新得到关注［28］。这种方法可以在一些涉及族群禁忌，不对外来者开放，无法以纪实方法进行影像记录的社会活动或文化行为领域发挥作用。这些内部仪式或可由族群成员在虚拟情境中，通过表演的方式进行影像呈现。这种借由虚构性拍摄来发掘社会文化深层意义的影像民族志方法，在文化传播研究中具有不可忽视的学术价值，虽不是实地拍摄获取的一手材料，但具有记录性与建构性的双重特质，也是民族文化传播实证研究的印证与补充。
此外，还有很多学者对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做了总结与回顾。周大鸣认为，互联网民族志中被观察者不再是“他者”；“就在那里的文化”越来越难以寻找；“无民族的民族志”在当下变得可能［29］。黎芸认为，网络民族志存在浅层记录，缺少情境与理论反思，等等［30］。这些研究发现的问题既是民族志研究的问题，也是计算机转向后实证研究中的主要问题。因为民族志是基于第一手观察、参与得出的文化深描和思考，因此，它仍然被相当一部分传播学研究者通过视频观察、社交软件访谈、网上座谈会等网络民族志参与观察的方式所采用。
2.整体性研究与跨学科方法。
民族文化传播整体性研究与跨学科研究都是以民族文化传播为研究对象，两者具有统一性。民族文化传播中的民族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学、政治经济学、文化学、艺术学等学科是民族文化传播整体性研究的载体。理论的整体性研究与实践中跨学科分析性研究有着内在联系。以对实践的跨学科研究来推动理论的整体性研究，以理论的整体性研究来拓展对实践的跨学科研究，是推进民族文化传播理论整体性研究应该把握好的基本关系。
通过对新世纪二十年的文献研究发现，新世纪以来的民族文化传播研究，在方法论层面呈现转向，表现为浅层次经验实证向深层次文化分析转向；理论验证向融合创新理论发展。与2016年后的研究成果对比发现，以前的研究集中于对发展传播学、数字鸿沟、知识鸿沟等偏向基础的验证研究，首要目标是在新媒体时代重点探寻如何打破地域平衡，增加民族地区信息获取，解决信息脱贫的问题。而近两年的研究，学者们逐渐认识到理论建构的重要性，开始从空间理论、框架理论、叙事理论整体宏观的视角探求民族文化传播的深度与广度，并在本土实践的融入过程中发现问题，体现了从验证到创新的方法论的转变。学者们从学科融合的视角呈现了有关民族文化传播的发展和表现样态，从不同民族地区的文化实践中对民族文化传播研究进行分析研究，用跨学科研究法为民族文化的传承与传播提供了丰富的策略建议，为搭建本土科学的民族文化传播学提供了多维的学术理论框架。
“西方理论，中国经验”的通病，在民族文化传播研究领域或多或少存在着。中国有着自己独特的历史轨迹、社会结构和价值体系，有着适合国情的民族政策，在民族文化发展方面有着清晰的导向，这种导向有着充分的历史依据、现实依据和学理依据。一味照搬西方的文化理论、传播理论，可能就会错误地理解民族文化传播的现状，错误地设置文化传播的目标。例如在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下，文化理论上常常出现两种倾向：一种是轻视异族文化，强人同己；一种则是猎奇嗜古，牺牲异族的文化发展权，使其文化成为活化石。中国的民族文化传播研究，应当对西方理论有所审择，并力图创造出自己的理论。就整个研究史所表现出来的情况看，应当首先阐明民族文化传播的伦理问题，这需要利用民族学、文化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的资源，在跨学科研究中完成。
纵览民族文化传播研究史，不难发现部分论文的选题均质化严重，均是探讨以某种大众传播手段对某民族某文化事项进行传播（保护、利用）。进一步观察，能够发现此类研究还存在着不完整的弊端。从传播学角度来说，这种研究关注的只是传播过程中的媒介（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数量，并以媒介数量作为衡量传播效力的依据。但是，这种传播的传者是谁，受者是谁，在研究中往往被忽略，造成传播效果的评估可信度低。以重“质”轻“量”的学术标准来衡量、研究民族文化传播的效力，应当深入到少数民族民众中，了解他们对于文化发展的期待，了解他们对于保存、传播民族文化的态度，以及他们对保存、传播效果的感受和评估。这意味着研究要超越大众传播媒介，延伸到社会调查等环节，需要引进社会学等学科的方法。这种跨学科的研究，能够使研究者真正深入丰富的社会生活之中，产生更多的学术创见，这种扎根社会的研究或许也是医治学术“内卷化”的良方。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民族文化传播研究不仅要重视新技术，还要注重多学科多方法的联结，注重从宏观视角进行理论思辨的整体性研究，这样才能更好地推动民族文化传播理论发展，让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学科融合的视域下找到更好的传播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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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丁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