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气、神
摘 要：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涉及由多生一的形、气、神互联。形是物质现象，呈现丰富多彩的民生；气是活态的民族关系，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彼此依赖；神是精神升华，重在重叠凝聚，建构各民族向往的共有精神家园。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推动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共同进步、共同繁荣，各民族共同当家作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神，首先是爱国主义，它凝聚在我国56个民族的共同体意识中，属于高层次的精神引领，为中华民族的凝聚提供了巨大的势能和内生动力。
关键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气、神；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爱国主义
纳日碧力戈 邹 君
作者
一
由多生一的形、气、神互联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2018修正)在序言中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推动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共同进步、共同繁荣，各民族共同当家作主。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提出各少数民族与汉族权利平等，团结各少数民族共同抗战 ［1］。新中国成立后，要落实民族平等政策，就需要搞清楚民族的数量、分布等基本情况，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民族识别工作。民族识别，首先根据“名从主人”的自报原则，尊重本民族意愿，再根据民族特征，结合具体情况识别确认 ［2］。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识别工作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开民族团结平等之先河，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承认了如此多的少数民族，第一次赋予了各少数民族平等的政治权利和法律保障的政治地位［3］。
中华民族是56个民族更高一个层次的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着眼于改善各民族的物质生活，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建设共有精神家园，涉及“由多生一”的形、气、神互联过程（见表1)。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形是具体的物质基础，涉及我国境内的56个民族实体，涉及各民族在衣食住行等方面的物质生活实际和风俗习惯差异。不仅各民族之间有差异，分布在不同区域的同一民族内部也存在很大差异，充满多样性——这是“多”的层面。在辽阔广袤、自然地理条件复杂多样的中华大地上，各民族文化异彩纷呈、百花齐放。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神是抽象的精神引领，涉及56个民族实体更高层次的认同与归属，涉及超越表面差异的重叠共识，共同体凝聚在一起——这是“一”的层面。各民族不论语言文化和风俗习惯有多大差异，都认同中国共产党和伟大祖国，认同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多民族与统一体、多样性与共同性、形与神，分属不同层面，不是二元对立关系，而是三维连通过程；不仅不相矛盾，而且相互构成、彼此成就。这中间需要从靠交流，“多”是交流的动力来源，“一”是交流的共识升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气，正是“由多生一”的交流过程，在互联共生的交互关系中，达成重叠共识，形成高一层次的认同，凝聚中华民族精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各民族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与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休戚相关，荣辱与共。近代中国，曾遭受列强的侵略压迫，经历了贫穷和屈辱，充满血泪的抗争历史告诉我们，只有各民族团结一心，中华民族才有前途和希望。凝心聚力共谋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之合力所能创造的更美好的生活，是任何一个小群体单凭自身努力、独自生存所不可及的。我国任何一个民族的成员,首先是中国公民，这是第一身份，也是第一认同。只有通过中国政府行使的国家主权，才能在国际上捍卫自身的利益和尊严。各民族与中华民族，一荣俱荣、一辱俱辱。
二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形
中华民族共同体之形，涉及中国境内的56个民族实体及各民族丰富多样的器物特色和物质生活，语言多样，文化多彩，环境不同，风俗不同，各民族自古至今互鉴互学，逐步形成“家族相似”意义上的关联实体。比如汉语和藏缅语虽有不同，但都属于汉藏语系，具有亲属关系，向上追溯可以构拟出早期的共同语，透过今天的藏缅语也可以反观上古汉语 ［4］。费孝通先生“行行重行行”，在自己的实地调研工作中体会到，中国的56个民族是实体，不是根据需要凭空虚构的概念［5］。各民族在代代相传的集体生活中形成并客观存在，又在长期的社会交往中互鉴交融。这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本现实基础。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一切共同体都是想象的，共同体成员大多素不相识，他们依靠相互联结的意象团结在一起［6］6-7。但是，想象不可能凭空产生，意象也要有物质根据和现实基础。安德森本人就认为，共同体的想象需要共同体成员在具体实践中彼此关联，例如阅读相同的报纸和其他印刷品［6］30-40。印刷品是想象的物质中介，印刷品里的乡土、历史和事件要与想象者的物质生活关联才能发挥想象的作用。可见，安德森的“想象”也是有“形”的，不是空洞无物的。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离不开有形的物质基础，离不开56个民族实体的历史与现实，离不开各民族群众的基本物质生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形，重在改善民生，需要兼顾本土人的角度看问题。民生，是人民的生活，涉及各民族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民生的关键在“民”，改善少数民族群众的民生，就要让少数民族群众参与、做主、受益、满意，让少数民族群众真正成为利益的主体 ［7］。
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族地区得到了很大发展，兴边富民、扶贫攻坚，旧貌换新颜，少数民族的物质生活条件有了很大改善。政府通过对口支援、政策倾斜、科技投入等方式，不断调动民族地区发展的内生潜力，切实解决了少数民族群众在教育、医疗、就业等方面的实际问题，大大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整体生活水平。
少数民族有特殊性，我国各少数民族长期生存的自然环境不同，历史传统和风俗习惯等也有差异。改善民生，需要认识和尊重这些差异，尊重少数民族群众自己的意愿，尊重本土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以本土人的视角看发展，从本土人的观点看问题，更能让民生的改善落到实处，产生实效，顺民意,得民心。例如鄂温克猎民的生活和驯鹿、森林等等连在一起，衣食住行富有特色，概念分类充满生存智慧，是可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充分利用的宝贵资源。再如居住在云南金沙江河谷地带的藏族人，他们拒绝外来的葡萄种植项目，拔掉了已经挂果的葡萄苗，因为和葡萄一起进入他们生活的还有农药，使用过农药的地方不能放牧，破坏了原有的生态环境，动摇了原有的生计方式。当地藏语里，喷洒在葡萄藤上的农药叫ke55 to53，意为葡萄毒，不是治病的药，而是害人的毒，反映了当地与生存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认知分类。各民族的经济文化生活及其生存环境各有特色，站在本土人角度上考虑问题，真诚相待，有助于把握民情，连通民心，推动当地的生产生活可持续发展。
三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向心之气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需要互尊互爱的向心势能，用以促进各民族的良性互动，由多生一，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互相依存，互相欣赏。各民族互守尊严,升华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自我尊严。罗尔斯说，自我的尊严包含两方面：一是感到自己的目标有价值，信念坚定；二是相信自己有能力去实现价值，自信愉快。根据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伴随效应，这种尊严感还会因为群体成员的肯定、赞扬和尊重而得到强化［8］368-391。由各民族尊严铸就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尊严，同样来自信念和信心，这种共同体尊严通过各民族间的相互包容、相互肯定、相互欣赏和互守尊严而得到强化和铸牢，各民族的幸福感和愉悦感也因此油然而生。相比少数民族而言，汉族人口数量多、经济发达，汉族具有引领性和导向性，汉语是全国通用语言［9］，用国家通用语言表达自我可以在更大的交流空间里获得尊严。同时，汉族要发挥好引领和导向作用，主动守望少数民族的尊严，建立良性互动的民族关系，增强各民族间的依存度与亲和度，增强中华民族整体的凝聚力，让各民族都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信念和信心。
肯定各民族的开疆拓土之贡献。中国历史以中原农耕文明和北方游牧文明的互动为主线，各民族共同经营，开拓疆土。秦代设置南海郡、桂林郡；西汉时期在今新疆地区设立西域都护府；唐代创设羁縻州府；元代设宣政院统辖今西藏地区，将青藏高原和蒙古高原纳入中国疆域；明代始在西南地区改土归流，加强对西南地区的管理；清代奠定了现代中国的疆域格局。毛泽东指出：“各个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历史都作过贡献。” ［10］中国辽阔疆域的形成，是汉族和少数民族共同开拓的结果。
重视各民族共同努力下的文化荟萃之功。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 ［11］。中国各民族的先辈在饮食、服饰、歌舞、建筑、语言、文学等方面创造的文化极其丰富多样，各民族文化互鉴，交相辉映，为中华文化作出了全面的贡献。少数民族文化具有很高的生态价值，蕴涵着宝贵智慧，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笔者调研中遇到的一个典型事例就能很好地说明这一问题。自2019年开始，滇川交界的高山地带出现了野生动物传染病，当地政府部门进行监控预警，立即投入人力和财力，组织相关专业人员展开研究，基本明确了携带疫病的野生动物种群和传染病关涉区域，最终选配好了可以大范围投放的预防类药物。但如何让可能感染传染病的野生动物集体吃药成了一个难题，科技人员向云南山区的藏族群众取经。居住在这里的藏族人，熟悉各类野生动物的生活习性，这次疫情涉及到的是岩羊等动物，这些动物日常需要补充盐分，它们在山上找到有盐味的土，定期去啃食，形成了小土坑。一般人不容易识别这些小土坑，但熟悉山林环境的当地人一看便知，说在这些地方放上用盐调好的药，就可以解决问题。借助藏族群众的乡土智慧，传染病的扩散得到了有效控制。地方文化智慧与现代科学技术共同发挥着作用，可见各民族的文化都重要，都有不可或缺的价值。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集大成，各民族文化是活力之源。
各民族共同凝聚为中华民族，共同创造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突出汉族全方位主体贡献的同时，要承认和尊重少数民族作出的重要贡献和付出的巨大努力，要肯定和欣赏少数民族文化智慧同样丰厚、博大、精深，让各民族都有荣誉感和使命感，让大家坚定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美好家园的信念，为建设各民族共生的美好社会和美好家园贡献本民族的智慧和力量。
四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神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神，首先是爱国主义，它凝聚在我国56个民族的共同体意识中，属于高层次的精神引领，为中华民族的凝聚提供了巨大的势能和内生动力。从哲学角度看，共同的精神由丰富多彩的日常生活提炼而来，抽象的共同性与具体的特殊性分属不同的层次，是递进关系，不是互相替代的关系。各民族各具特色的爱国主义表达，共同凝聚成为对伟大祖国之爱。每一条河流随着沿途的地理环境变化蜿蜒曲折，路径“表达”各具特色，互有差异，但是它们都带着各自的特色汇入共同的大海。
爱国主义精神引领中华民族团结奋进、生生不息。在国家危难之际，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时，各民族涌现出了无数爱国志士，用不同的方式表达同样的爱国精神，守疆护土，浩气长存。杨靖宇领导建立了南满抗日游击根据地，通过游击战术巧妙地与敌人周旋，英勇顽强，浴血奋战。面对敌人的血腥围剿，杨靖宇把部队分散开来，灵活机动地与敌人持续战斗。1939年底，杨靖宇率领的一支队伍，在濛江和辉南之间的山区转战50多天，战斗了30多次，不断打击敌人，把日军拖得筋疲力尽。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在敌人优势兵力的追击之下，杨靖宇战斗到孤身一人，饥寒交迫，多日粒米未进，仍坚持与敌人英勇激战，最后壮烈牺牲 ［12-13］。
李裕智是蒙古族青年革命家，他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火种带到了内蒙古，为内蒙古的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李裕智在北京蒙藏学校求学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初，接受委派来到包头，担任中共包头工委书记，以开办“明德照相馆”作为掩护，组织学习小组，讲苏联革命，讲马克思主义理论，吸收了蒙古族、汉族和回族的工人前来学习，发展了30多名共产党员。1926年底，李裕智担任内蒙古人民革命军副总指挥，带领党员干部分别前往乌兰察布、察哈尔、土默特等盟旗动员广大农牧民参加革命军。内蒙古人民革命军的队伍迅速壮大，而且军纪严明，军事训练有素。党的革命解放事业在蒙古族地区得到顺利发展，李裕智功勋卓著 ［14-15］。
马本斋是赫赫有名的回族将领，他带领的回民支队在华北抗日战争中屡建奇功，毛泽东称赞这支队伍“百战百胜”。早年，马本斋投身奉军，任团长。1935年，日寇占领东北三省,国民政府不抵抗,马本斋毅然辞官，在愤慨之下写道：
风云多变山河愁,雁叫霜天又一秋;
空有满腹男儿志,不尽苍浪付东流。 ［16］1
马本斋在家乡组织了回民义勇队抗日。后来，他率队伍参加八路军，驰骋冀中，骁勇善战。1941年，日寇为了逼迫马本斋投降，抓走了他的母亲。马本斋的母亲大义凛然，为了不让儿子受敌人牵制，绝食七天，光荣殉国。悲愤交加之时，马本斋写道：
母入虎口为国家，山河日月怎比她；
孝心化作剑出鞘，儿承母志卫中华。［16］1
从 1937 年 至 1944 年，马本斋率领部队经历了870次大大小小的战斗，一共歼灭了日伪军 3.6 万多人 ［17］ 。马本斋艰苦作战，身患疾病。病重离世前，他拉着五岁儿子的手，教他写“中国”，教他唱《抗日将士出征歌》，叮嘱他“长大以后，要爱中国”［16］222。
祖国，是第一认同；爱国，是第一精神。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 ［18］。中华各民族儿女，用不同的语言和方式表达着同一种爱国精神。罗尔斯提出“重叠共识”［8］340，认为人们在观念上虽然可能有差异，但仍然能对当前形势作出共同的判断；人们能互换角色和地位，站在他人的角度考虑问题，审时度势，协商交流，形成具有重叠性的共识。在包容差异的基础之上，由多生一，凝聚认同，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神，是致中和、可持续、不失本色的伟大实践。
中国各民族有着许多优秀传统：崇尚自然、爱惜生灵，热爱生活、勤劳俭朴，各族相亲、敬重长者，热情好客、守望相助，讲求道义、勇敢无畏，信守承诺、非义不取，自尊自爱、重情重理，等等。这是具有普遍价值的美德，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精神凝聚提供了文化养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又是对公民道德行为的进一步规范和引领，通过深入弘扬和培育，成为中国公民统一的规范和共同的准则，有助于进一步加强对党、国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高度认同。中国各民族平等互助，彼此认同，互信互通，在更高的层面上达成重叠共识，结合成中华民族共同体，凝聚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铸造出牢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五
结语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形、气、神共生互补。形长于具体，充满活力；神利于抽象，凝聚精神；二者互补，以气相通，让56个民族凝聚为更高层次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也让56个民族优势互补，为中华民族更添活力。
在当下的信息化世界中，抽象的符号成为资本，神可以脱离形、气得到再生产，成为独立于日常生活和社会实践的“超自然物”，造成不接地气的“脱域”［19］现象。社会关系依靠货币和专家系统这两种机制运转，从地域和具体的情景中分离出来。陌生人素不相识不要紧，使用通用货币，照样可以成功建立商品交换关系，不用考虑当时的具体情境，信任货币体系即可成交。专家系统也是如此，社会分工日甚，个人不可能熟悉自己生活所涉及的所有领域知识，比如不可能去考证食品加工过程的所有专业知识，不可能在登机之前详尽检验相关设施设备的安全性能。这时候，只需要信任专家系统的权威认证，就可以建立脱域的社会关系。在这种由现代性导致的脱域型社会关系中，货币也好，专家系统也好，通行的关键在于对机器般的流水线的信任，只注重程序，看不到人。盖尔纳也指出，在工业社会中，人们播种收割等直接对物的加工不再是典型的工作，重要的是对意图和概念的掌控 ［20］。过分异化的现代社会关系脱离了具体的语境，脱离了人与人之间有血有肉的真实联系，忽略了人的真实感知体验和人的实践价值意义，舍本逐末，值得反思。
一旦民族话语只求“神”，不求“形”“气”，就会变成无源之水，变成空洞的辞藻。为了在全新的情势下进一步推动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共同进步、共同繁荣的伟大事业，我们需要形与气回归，需要形、气、神互通关联。为了克服现代性造成的过度“脱域”，为了保持和改善形、气、神的生态关系，需要让过度抽象的象征符号能够致中和，使之接地气，实现地天通。就学界而言，善于抽象思维的思想家和富于智慧的蓝图设计者，只有回归到具体的情景中，脚踩大地，才能与万象发生情感共鸣，才能与万物实现生态交融。任何现代化都要经过地方知识的过滤，凭空生成的“世界语言”不能超越方言土语而“绕道通行”，过度脱域的抽象理念也难以落地。精神生活需要接地气，需要和具体的物质环境相连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离不开形、气、神的互联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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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马 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