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6月16日，江苏科技出版社编辑黄小初给他复旦的同窗好友程永新写信，那时程永新在《收获》杂志社做编辑。黄小初写道：“我在《钟山》有个朋友，叫苏童，写小说有好几年的历史了，在外面发了不少（其中包括《十月》《北京文学》），并在《青春》获过奖，南京一帮子人都对其寄予厚望，认为是振兴江苏的一大希望。……对这个家伙你多加注意不吃亏的，将来他可能是莫言一类的人物。”
此后，《收获》成了苏童好作品的喷发之地，《青石与河流》《一九三四年逃亡》《罂粟之家》《妻妾成群》均发表于《收获》。我晚二年读大学，又读研究生三年，1989年7月才入职浙江文艺出版社，与黄小初是同行，交往中我们成了好朋友。我捷足先登，比小初兄更早出版苏童的作品。
1988年4月15日，一个叫李劼的刚留校的研究生在华东师大那个简陋的宿舍奋笔疾书，直到5月1日的凌晨完成了一篇近5万字的长篇评论《论中国当代新潮小说》。他豪情万丈地说，1985年左右兴起的文学新潮把中国文学推向新的历史空间：“我把这一新的历史开端称为中国当代文学史，而把这之前的文学史划入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这个世纪转折的理由是：“如果说1985年文学新潮发生之前的整个现代文学史基本上承袭了西方19世纪的古典文学并且是在这一文学的影响和笼罩之下发展过来的话，那么在1985年文学新潮发生之后的中国当代新潮文学则显示了20世纪世界文学的种种特征。”才华横溢的评论家李劼经常有石破天惊之语。彼时，他刚考进华东师大读研究生一年级，我正读大学三年级，结识后，我们对当代文学多有交流。这篇文章充分表达了他对文坛作家创造力大爆发的激动与兴奋。就像古生物学和地质学上有个“寒武纪生命大爆发”一样：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将童性感觉镶嵌在小说中显得闪闪发光；残雪的“仿梦小说”《苍老的浮云》《黄泥街》，把猥琐的世态通过变形写到了极致；史铁生《命若琴弦》的小说语言明净得宛如《圣经》里的叙述一样；马原《拉萨河女神》对混沌世界的感知、对超验事物的想象还原能力，给中国当代小说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前景。回过头看那个年代的作家，如今莫言已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残雪也多次入围诺奖名单且赔率领先，其水平已入世界文学前列。后期新潮作家有洪峰、余华、苏童、格非、叶兆言、孙甘露、北村等等，一浪接一浪，已与世界文学接轨。1988年，离1985年才过去了3年，一般要沉淀几十年才能写历史，李劼却激情洋溢地写着这段文学史：我不想在一片悲凉的气氛中结束我的论述。因为对于整个新潮作家来说，他们应该为自己的努力感到光荣和自豪。他们在一个没有形式本体意识的文学世界里树立了形式意识，他们在不把文学当文学的国度里推出了自觉的也是自主的文学，他们在一个没有精神的本体结构的文化空间里构成了具有强烈的形而上指向的小说文本。总而言之，他们在用自己的创作开始重新书写中国文学。我把这样的创作归于当代中国文学，而我认为所谓当代中国文学，也必须具备这样的创作精神和这样的审美精神。我想最后与我的论述对象们同声说：
也许我们一无所有，也许我们拥有一切。
重读这篇发表在《钟山》杂志上的长篇论文，依然能感受那个年代创作的百花争艳、百舸争流的风貌，也让评论家充满激情。这篇文章，有一种语言的感染力、穿透力和诗意表达。如今很难读到这样的评论文字了。在前、后期新潮作家中，有两位率先走向世界，一个是莫言，一个是苏童。因为张艺谋将莫言小说《红高粱》拍成电影，1988年在柏林国际电影节中获金熊奖，这是亚洲电影首次获得此奖，一时引起轰动，作家莫言也率先在国内外产生影响。后来又是张艺谋，改编苏童小说《妻妾成群》，拍摄成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1991年该片获得第48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银狮奖，1992年提名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苏童成为又一个走向世界的中国作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黄小初说得没错，苏童就是“又一个莫言”。苏童，原名童忠贵，1963年1月23日出生于苏州。那是个小年夜，他母亲本想去厂里上夜班，不料临时发动，仓促间将他生于一只木盆中。苏童的童年是在苏州城北的一条老街上度过的。
1980年，他考入北京师范大学。那时的学生都有一个作家梦，苏童不断练习小说和诗歌创作，因为退稿太频，怕被同学讥笑，将通讯地址改成北京的一个女同学家。
1983年，他发表了4首诗歌和2篇小说。处女作是一篇叫《第八个是铜像》的短篇小说，这是一部罗马尼亚电影的名字，小说写一个老知青回城使一家老厂起死回生，这显然是当时流行的故事套路。这篇小说刊于南京的《青春》1983年7月号，翌年得了“青春文学奖”。拿到奖金后，苏童聚集了一帮朋友在北京的鸿宾楼吃了一顿，以示庆贺。苏童自己认可的起步作品是《桑园留念》，创作于1984年10月。那时他刚从北师大毕业，被分配到南京艺术学院当辅导员。该文先是刊于韩东组织的文学社自办刊物《他们》，在国内各家杂志辗转了3年，1987年才正式发表于《北京文学》第2期。那时的文坛，《北京文学》副主编李陀是新潮小说的主要推手，《人民文学》的朱伟、《收获》的程永新、《钟山》的范小天，也是推波助澜者。余华的早期代表作《十八岁出门远行》，1987年发在《北京文学》头条。李陀推出了莫言、残雪、马原之后的第二拨新潮作家，他们分别是余华、叶兆言、格非、苏童、孙甘露、北村等。
面对1987年前后出现的第二拨新潮小说的文体新面目、陌生化叙事、多样化形态，曾经在1985年以后十分活跃的一批青年评论家手足无措，处于无语状态。李陀撰写了《昔日顽童今何在》，发出了“批评落后于创作”的质问。李陀指出，“与1985年的变革相比，这次改变不仅更为激烈，而且在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作家与社会的关系、读者与作品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上，变革更为彻底”。李陀自己身体力行，在《文艺报》发表《阅读的颠覆：论余华的小说创作》，为余华正名。余华、苏童、格非、叶兆言等人成为1987年后最亮眼的作家。这背后，一批像李陀这样眼光敏锐、鼓励创新的文学编辑功不可没。苏童在《寻找灯绳》中说：“对于美国作家塞林格的一度迷恋，使我写下了近十个短篇，包括《乘滑轮车远去》《伤心的舞蹈》《午后故事》等。……1984年秋天的一个午后，我在单身宿舍里写了四千多字的短篇《桑园留念》，那个午后值得怀念。我因此走出第一步，我珍惜这批稚嫩而纯粹的习作。”苏童在单身宿舍里挑灯夜战、激情澎湃之作，成为他创作的起点。《桑园留念》叙述“我”、毛头、肖弟等几个小伙，还有丹玉、辛辛两个女孩，游走在香椿树的澡堂、码头、石拱桥、桑园等，“少年”的情绪、“南方”的环境、性意识的萌芽和青春的感伤，都在这篇中确立了苏童小说味道。城市的“香椿树街”（以及后来的“枫杨树故乡”）就像福克纳营造的约克纳帕塔法一样，在苏童小说中屡屡出现，成为南方、故乡的象征。苏童在《少年血》一书序中又谈及《桑园留念》：一条狭窄的南方老街，一群处于青春发育期的南方少年，不安的情感因素，突然降临于黑暗的血腥气味，一些潮湿的空气中发芽溃烂的生命，一些徘徊在青石板路上的扭曲灵魂，从《桑园留念》始。1986年至1989年3年，苏童在《上海文学》发表的《乘滑轮车远去》《伤心的舞蹈》《平静如水》，在《人民文学》发表的《仪式的完成》，在《钟山》发表的《舒农或者南方生活》，在《雨花》发表的《午后故事》等都属这类。1993年在《作家》发表的《刺青时代》是他此类小说的杰作，苏童曾多次表达对这篇小说的珍爱。苏童创作的另一组小说以“枫杨树故乡”为地理标志，用想象书写“童姓家族”历史，有《祖母的季节》《一九三四年的逃亡》《十九间房》《罂粟之家》《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祭奠红马》等。《一九三四年的逃亡》是苏童的第一个中篇小说，发表于《收获》1987年第5期。苏童说：“在这些作品中我虚拟了一个叫枫杨树的乡村，许多朋友认为这是一种‘怀乡’和‘还乡’情绪的流露。枫杨树乡村是我祖辈居住地的影子，但对于我那是漂浮不定的难以再现的影子。我用我的方式拾起已成碎片的历史，缝补缀合，这是一种很好的小说创作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触摸了祖先和故乡的脉搏，我看见自己的来处，也将看见自己的归宿。”确实，寻根本是人类的一种天性，而文学创作是一种“精神还乡”。苏童祖籍江苏扬中县，该地是长江中的孤岛，居民多为苏北移民。苏童的父辈又从杨中迁居苏州。作为“移民”后代，“逃亡”经常成为他小说中的情结。“枫杨树故乡”系列及后来的“妇女生活”系列常被人套上“新历史小说”或“历史追寻小说”的概念。我一直关注着苏童的小说创作，直到作为责编，将“妇女生活”系列结集出版，而这一组正是苏童最有影响力的名篇。附上我写得十分详细的审稿意见，体现1991年我对苏童及创作的理解。苏童是后期新潮小说家（又称“第三代”小说家）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与他并称的还有叶兆言、余华、格非、孙甘露等人。他们承继了马原的形式主义小说，同时融会了20世纪西方经典作家的创作经验（如博尔赫斯、卡夫卡、塞林格等），与前期新潮小说相比，他们无论在意蕴上还是技巧上都要显得深远些和娴熟些。
苏童在1983年开始发表诗歌和小说，而最初显示出他的创作才华的是1987年发表的《桑园留念》。他找到了一种细腻的童年感觉和少年人的叙述语气。于是他一气发表了《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黑脸家林》《蓝白染坊》《一九三四年的逃亡》《午后故事》《乘滑轮车远去》等中短篇，构筑起他模拟的故乡“枫杨树乡村”。
苏童的早期作品以其特具的对世界的纯情性感觉而引人注目。苏童在观念上其实是富有现代新潮青年气息的，他迷恋塞林格的《麦田守望者》，迷恋麦卡勒斯的《伤心咖啡馆之歌》，喜欢新鲜的东西。然而他在情感上有古典的温馨和儿童般稚拙的纯真。他善于将童年稚拙的情绪与现代意识相组合，从而拼接出神话与现实相糅合的虚构世界，这就是“枫杨树乡村”，这就是那个模拟的南方故乡。
在他的“枫杨树乡村”系列中曾经出现过富有生命光泽的女性形象。如《1934年的逃亡》中民族艰难生存状况中家族女性形象。他笔下的女性形象往往不是传统的贤妻良母，而是充满原始生命力和人性复杂性的“灾星”形象。
从《妻妾成群》开始，苏童放弃了他惯用的童年视角，而执着于对比他的经验久远得多的年代中那些比他年长的女人的细腻情感的把握，追摹在历史厚重积淀中裹挟着的原始生命力。这与他早年充满青春气息的作品相比，直趋厚重和扎实。
我室的系列小说是别具特色的一套丛书，以前曾出过林斤澜的《矮凳桥风情》、李国文的《没意思的故事》、李锐的《厚土》，在文学界有较大的影响。去年又组了叶兆言的《夜泊秦淮》，在此基础上受室领导委托联系了苏童这部小说集。
……
我们已经出过李国文、林斤澜这样的第一代作家作品，也出了梁晓声、叶文玲这样的第二代作家的作品，而第三代作家中，叶兆言、苏童是最接近传统风格的新潮小说家。这样一方面容易得到社会的认可，另一方面又是对创作界新生力量的一种鼓励。毫无疑问，叶兆言的《夜泊秦淮》和苏童的《妇女乐园》的出版会在评论界引起重视。因此，出版此书有其文学价值和出版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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