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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景迁:一个酷爱讲中国故事的外国人,被称为“汉学三杰”|海外汉学家系列之⑤

​王鹏玮 道中华 2023-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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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海外汉学研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在北美,多家汉学研究中心成立,既整合了研究力量,又培养了人才。一代又一代的北美汉学家开始在中国研究的舞台上施展自己的才华,这其中最负盛名的,要属“汉学三杰”:孔飞力(Philip Kuhn)、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史景迁(Jonathan Spence)。三位学者均学有所长,对海外汉学研究贡献颇大,且培养出相当多的学生,堪称“一代宗师”。
需要说明的是,有学人认为,“汉学三杰”的名号不过是国内书评界的想象:“汉学三杰纯粹是个当代中国外行书评人创造的概念,却成了普遍流行的概念,比竹林七贤还有名,值得用来写篇学士论文讨论下中国对西方汉学的民间想象。”(陆杨)石伟杰则通过“学术史”回顾,指出这种并称大约在2004年左右即已出现于大陆,并逐渐成为某种“共识”。顾思齐(即胡文辉)凭借个人印象,给出他自己对“三杰”学术的总结:史景迁以叙事和文笔见长,孔飞力以方法和视角见长,而魏斐德以选题和史料见长。这个说法未必完全准确,但却说明史景迁“以叙事见长”的学术风格获得了相当程度的认可,这个风格成为助力他与另外两大汉学家并称的标签。
史景迁1936年出生于英国伦敦。他的家庭,按照中国人的眼光来看,颇有些“书香门第”的气息。1920年代后期,他的父亲德莫特(Dermot Spence)先后在牛津大学和海德堡大学任教,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一战期间,他的外公在英国西部港口城市布里斯托尔的克利夫顿学院教书。他的母亲在伦敦上中学,迷上了法国文学。史景迁有两位兄长,一位是古典学者,一位是化学工程师;他的妹妹是电影制作人,同时也是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的专业译者。他的妻子金安平也是一位学者,研究方向是中国思想,祖父是历史学家金毓黼。
青年时代的史景迁。
在剑桥大学,史景迁最初学习的是英国史,之所以转向中国史,其实是一个“偶然”。史景迁参加了剑桥大学和耶鲁大学的一个交换生项目,到达耶鲁后,他才决定研究中国,因为耶鲁大学有专门的中国研究机构,他在那里遇到了自己的导师芮玛丽(Mary Wright)。芮玛丽是费正清(John Fairbank)的学生,以研究“同治中兴”闻名,她给史景迁推荐了很多中国研究的名作,例如瞿同祖的《清代地方政府》、张仲礼的《中国绅士》等。硕士毕业后,史景迁在耶鲁攻读博士学位,在此期间,他前往澳大利亚,问学于房兆楹先生。房先生长于史料,他用中国传统的师徒方式教授史景迁,据说“史景迁”这个中文名就是房氏所取,意为“景仰司马迁”。在跟随房氏学习的过程中,史景迁成为最早进入台北故宫,参阅康熙御批奏折档案的海外研究者。
从研究时段来看,史景迁更为关注明清以来的历史,他参与了海外清史研究刊物《清史问题》(Ch''ing-Shih Wen-T''i)的编辑工作,后来该刊英文名改为late imperial China(直译为“帝制晚期中国”),被艺术与人文科学引文索引(A&HCI)收录,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主编的《清史研究》,并称为海内外清史研究领域最重要的两大定期刊物。
从主题上来看,史景迁的作品往往切入点较小,但是关切的却是大问题。史景迁的第一部著作是他的博士论文《曹寅与康熙》(Tsʻao Yin and the Kʻang-hsi Emperor),从小的出发点,来展现康熙时期中国政治、社会、文化的风貌,正如该书序言所言:“本书试图把曹寅的一生与他生活时代的制度相勾连,并给予这些制度同等的重视。所以,对我而言,重点不是曹寅在某一天去了哪里,某个时刻的心情感受如何;重要的是,当我们在中国正史里读到曹寅是一个包衣、织造、巡盐御史时,这意味着什么。曹寅的所作所为自然要予以关注;但他原来可能做什么同样重要,或者,更精确地说,律例规定他能做些什么,以及与他同时代的人处在相同的官位时又做了什么。”
也就是说,由曹寅的身份与经历牵扯出的制度运作,才是史景迁关注的核心,于是在书中,他详细介绍了内务府以及八旗、包衣,讨论了曹家的兴起与活动等。1965年,史景迁拿到了耶鲁大学的博士学位,这篇博士论文获得了波特论文奖(John Addison Porter Prize),他也因此破格留校任教。
中文版《曹寅与康熙》。
他的另一本书《王氏之死》(The Death of Woman Wang)利用方志等材料,研究了清初山东郯城一位已婚妇女王氏,与人私奔后因生活困难回归家庭,被忍无可忍的丈夫掐死。因为资料上的困难,该书最后一章才提到本书主人公王氏,其他章节则重点描绘了郯城的生态与农民的艰苦生活。
从写作风格来讲,史景迁著述的另一大特点,就是他的很多著作主要是在“描述”,并不尝试去寻找“规律”或者“结论”,他的著作语言文字生动,富有诗意和想象力。其中《康熙:重构一位中国皇帝的内心世界》(Emperor of China: Self-Portrait of K'ang-Hsi)颇具代表性。这本书创造性的以“第一人称”进行叙事,试图窥视一位帝王的内心世界:“他凭恃什么样的心理素质来治理中国?他从周遭的世界学到什么教训?他如何看待治下的子民?什么事情能令他龙心嘉悦,又是什么事情惹得他龙颜勃怒?身为满族,他如何适应于汉人的知识和政治环境,又是如何受到西洋传教士所夹带西方科学与宗教思想的洗礼?”由此可见,史景迁的问题意识其实非常明显,只不过因为写作手法的原因,导致有些人可能会忽略他的思考。
史景迁的写作实践背后亦折射出史学发展的脉络,他学术作品的两大标签:“叙事”和“以小见大”均是如此。自兰克(Leopold von Ranke)系统提出“科学化历史”以来,20世纪史学界逐渐发展出了三种“科学化历史”,分别是马克思的经济解释模式、法国的生态——人口学模式、美国的“计量经济学”方法。随着研究的发展,历史学家们对感觉、情绪、行为模式、价值等问题的兴趣逐渐增加,并且主张他们的研究成果应当被大众所知晓。
有鉴于此,一部分“新史学家”开始回归叙述模式,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的《蒙塔尤》(Montaillou)、卡洛·金兹堡(Carlo Ginzburg)的《奶酪与蛆虫》(The Cheese and the Worms)等一批“叙事性”名作陆续出版(史景迁与金兹堡有学术上的联系),这被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称之为“叙事的复兴”。同样以叙事见长的李开元就认为,史景迁的“历史叙事”与“叙事的复兴”的潮流是一致的。
除此之外,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历史学者逐渐将关注点从气势恢宏、高屋建瓴的宏观书写,转向关注日常生活细节、普通民众生活机制的“微观史学”,也对史景迁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王氏之死》就是典型,王笛将此书列为“微观史学”的代表作。
与这些“新史学家”类似,史景迁也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具有足够的吸引力,他主观上不想遵循道德批判的理论来书写历史,声称推动自己写历史的最大兴趣在于激起读者的兴趣。
史景迁参与纪录片《有个学校叫南开》的录制。
史景迁的历史写作较少使用理论,社会科学气息并不多,他认为对理论的过度强调,恰恰是有局限的,在研究中应当谨慎地使用理论。史景迁的写作虽然具有较强的“文学性”,但并不代表他写的内容是原创的,其实他在写作时,也会有意的分析史料。例如在《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Treason by the Book)一书中,史景迁对资料来源作了详细的说明,在每章的注释中,还对一些关键材料进行了辨析。
这种写作手法使得他招致了一些非议。1992年,一位名叫布鲁兹·玛兹利士(Bruee Mazlish)的学者写了篇《胡若望疑问的疑问》(The Question of Question of Hu),批判《胡若望的疑问》(The Question of Hu)是一本小说,而不是历史著作,这本书只讲了一个名为胡若望的疯子的故事,却没有解释他为什么疯。以研究中国革命史见长的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则认为他做的历史分析太过肤浅。汪荣祖也有类似的批评:“胡若望到法国变成了疯子,一回到中国就好了,史景迁没有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他的疯癫,只是说表面故事而已”。
这些批评与“后现代主义”对史学的冲击有关。以海登·怀特(Hayden White)为代表的历史哲学家,强有力的质疑历史书写与历史解释之间的区分,在文史学界引发了讨论。有史学家认为,怀特将历史学等同于诗学和语言学,已经明显越界,无法苟同。在这种背景下,学术写作具有明显叙事烙印的史景迁,招来类似批评,也就不足为奇了。
中文版《胡若望的疑问》。
虽然他的著作引发了争议(笔者认为一位学人的论著有争议未必是坏事,因为这代表了该人的著作有相当程度的讨论度),但是史景迁依然凭借诸多成果,获得了极高的声誉。《追寻现代中国》(The Searching For Modern China)一书,从明清一直写到近代中国,兼具宏大视野和历史细节,长期作为美国大学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史景迁任教于耶鲁大学,在2004—2005年期间担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并获得麦卡瑟基金会、美国国会图书馆、《洛杉矶时报》等机构颁发的各种荣誉及奖章,不仅在2001年被英国女王授予勋爵爵位,且在2010年被美国人文科学基金会授予“杰弗逊讲席”(Jefferson Lecturer)这一美国人文科学最高荣誉。
在教学方面,史景迁也保持严谨的态度。任教于耶鲁大学法学院的旅美学者张泰苏,回忆上史景迁本科课堂时说:“上他的课或读其著作时,往往会感到时间流速放缓,外部世界的喧嚣淡去,于是思维以格外澄澈的状态投入到他所描述的历史场景里”,在这里可以获得对历史的沉浸式体验。
任教于波士顿萨福克大学历史系的旅美学者薛涌,则回忆了他上史景迁硕士课程的经历,这门课主要是跟进最新的现代中国史研究,阅读材料也基本是顶尖期刊刚发表的论文,整个课程要写三篇读书报告或论文,史景迁会细致的修改,并且与学生抽空交流意见。
史景迁这种重视叙事的研究风格,也影响了自己的弟子。例如以研究明清时期“军事大分流”见长的欧阳泰(Tonio Andrade),也长于叙事,在回忆其学术生涯时,他自承受到史景迁《胡若望的疑惑》的影响。
史景迁于2021年底去世,引起各方悼念。我们或许可以用美国人文基金会给史景迁的悼词,来总结他的中国研究:改变了西方对中国的误解,颠覆了西方中心论的扭曲心态,客观平实认识中国历史文化。
参考文献

1.李宗陶:《史景迁的历史之味》,《南方人物周刊》2014年第2期。

2.《史学的艺术——史景迁访谈录》,收录于王希、卢汉超、姚平编:《开拓者:著名历史学家访谈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3.石伟杰:《谁制造了美国“汉学三杰”》,《澎湃新闻》2016年5月7日。

4.谭旭虎:《镜像与自我:史景迁的中国形象建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5.张泰苏:《缅怀史景迁老师》,《雅理读书》2021年12月29日。

6.王笛:《史景迁<王氏之死>,建构了一种历史叙事》,《澎湃新闻》2021年12月30日。

7.郑培凯:《我的老师史景迁,写中国历史最大的颠覆是什么?》,《三联数字刊》2022年第2期。

8.薛涌:《追思导师史景迁》,《薛涌说》2022年10月24日。

作者简介:

王鹏玮,中南民族大学青年教师,毕业于中山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主要从事清史、中国近代史、民族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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